译者陈小慰：简单也不简单
陈小慰老师正在指导学生。
石黑一雄，著名日裔英国作家，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不算高产作家，但却凭借这为数不多的作品，一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温尼弗雷德 · 霍尔比纪念奖等一些有分量的文学类奖项，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是一位典型的全球性“纯文学”作家。
2002年，陈小慰翻译出版了石黑一雄的第五部作品 When We WereOrphans，译名是 《上海孤儿》，尽管国内早在1987年便已有人对石黑一雄及其作品进行译介，但这本书仍是大陆第一次完整翻译出版他的作品。
《上海孤儿》 的背景是1937年被日本侵略军包围，战争危机一触即发的上海。主人公克里斯托弗 · 班克斯是伦敦赫赫有名的侦探。他在功成名就之时，为年少时生活过的上海神伤。儿时，他的父母都在上海相继失踪，导致他不得不回到英国生活。他想解开这个谜，同时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如愿，伸张了正义，甚至可以制止世界大战。
2001年，当她打开从出版社寄过来的英文原版书 When We WereOrphans 拜读之后，就被这个日裔英国作家所展现的突破不同地域和文化疆界，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独特风格所吸引，她从小就对文学十分感兴趣，欣然接受了翻译这本书的任务。
石黑一雄获诺奖：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记者：作为翻译过石黑一雄作品的译者，在您印象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小慰：太久了，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当我看到得奖后的石黑一雄坐在自家园子中的椅子上接受BBC专访时的照片，那种内敛、淡泊、荣辱不惊，泰然处之的模样，我觉得正是我心目中石黑一雄应该有的样子。
记者：许多人认为石黑一雄是以一匹黑马姿态斩获诺奖。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村上春树”似乎来得更熟悉和顺口。对于石黑一雄获奖，您怎么看？
陈小慰：不吃惊，你不能说他是冷门，八十年代之后他就在纯文学界获得名气，也得过像布克奖这样的主流的“纯文学”奖项，从文学性上来讲，石黑一雄拿诺奖，无可争议，当之无愧。
他不是高产作家，作品不多，每一部也不长，但全都堪称经典。
记者：您如何理解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文化背景，对作家的影响？
陈小慰：他其实并不特别强调自己的日裔身份，也没有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他写得非常像老派的英国人，但又有东方传统特色。
他的作品善于把生活琐事与政治、个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并对小说人物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因此作品本身的意义也就会被抽象出来。
谈译作 《上海孤儿》：简单也不简单
记者：用第一人称回忆的创作风格，会对您翻译工作增加难度吗？
陈小慰：还好。这是石黑一雄自成一派的风格，对于译者来说，原著作品的内容是不能去篡改的，作品的风格也不能去破坏。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尽量让译作的语言可读一些。
记者：翻译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小慰：翻译这本书，我花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和我以往翻译过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的语言在翻译上并不算太难。但是，由于题材的原因，此书有一定篇幅讲述主人公在上海的经历。在一般人看来，翻译外国人写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一定是信手拈来。而事实是，此书翻译中最伤神费力的恰恰就是这部分内容。
由于故事涉及旧上海及其上海外国租界，一些地名、路名、报刊名和饭店名用的是当时英美人习惯的英文名称，这些专有名词通常在汉语中另有其名，同时经过时代变迁，大多还有了今名。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有限，又涉及英文，查找工作十分困难。在2001年的中国，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记者：当时的条件有限，后来您是怎么找到这些名称的？
陈小慰：作为译者，对读者负责是很重要的。这些名称没有查到，我心里也很着急。记得当时有去学校的图书馆、省图书馆还有一些文献档案室查找。另外，刚好那段时间我去北京学习。利用周末，一大早就去北京规模比较大的西单书店，在书店泡了整整一天。只要是提到一点点旧上海的书籍，都不放过。
我就这样一本一本地翻，找到一个名称，便马上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只要找到一个，哪怕是一个，就欣喜若狂。
记者：译作的书名似乎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是比较纠结的地方，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把书名翻译成 《上海孤儿》？
陈小慰：起初，我将这本书的书名译为 《昨日遗孤》，最终译名为 《上海孤儿》。因为小说在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首都伦敦和“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之间来回穿梭，上海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之一。书名中提到上海，能够使内容在书名中得到体现，引起读者的兴趣。
作为译者，要有一颗热忱的责任心
记者：相比于其他翻译作品，《上海孤儿》 的翻译难度是最大的吗？
陈小慰：不是。今年9月18日，一部改编自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的作品—— 《使女的故事》 的美剧大热，获得艾美奖最佳剧集奖。
早在2001年，我就承担了这本书的翻译任务，因为涉及的主题和社会文化背景，《使女的故事》 翻译起来，在难度上远比 《上海孤儿》 大得多。
记者：当对原著的翻译与受众的需求冲突了，您会怎么抉择？
陈小慰：我觉得不存在抉择这个问题，尊重原著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翻译出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
作为译者，要有一颗热忱的责任心，要把读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与读者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出版后，而是贯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要考虑到读者的局限和预期。
记者：会因为做翻译工作，而比较追求完美吗？
陈小慰：可能吧！有时候一句话会反复思量，就是为了尽可能找到好的表达方式。
如何才能做到既忠实原著，又能吸引读者，要做好确实不容易。
记者：在教学，科研比较忙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坚持做翻译？
陈小慰：作为一名翻译教师，自己一定要做翻译。用自己的翻译作品拿到课堂上去和学生讲，会更有说服力。
记者：如何理解“译者要什么都懂”这句话？
陈小慰：译者要博闻广识，什么都懂。但是这个“什么都懂”不是指生来什么都懂，这也不可能。
译者对所译的东西，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一种责任感。勤思考，勤查找。
既要尊重原著，又要尊重受众，这是文学。而对面向现实社会的非文学文本，处理方法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