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我读完了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面纱》和《月亮与六便士》，假期的空隙里又读了《刀锋》。最初读完前两本，我真真切切被起伏的情节所震撼。后来读《刀锋》，其中囊括的大量对话描写、心理讲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姆的哲思。主人公拉里有着与画家斯特里克兰德相似的命运，他们都在寻找、洗涤可贵的自由灵魂。无论从创作的时间先后还是文本上看，《刀锋》见证了毛姆写作表达上的进步：融合《面纱》对东方文明的探寻和《月亮与六便士》曲折跌宕的情节安排，各有特点又共有妙处。

广阔视角融炼多舛命运

毛姆的广阔视角首先体现在其全球视野。三部作品中，他将情境部分或全部安排在异域。广阔的视野使得毛姆可以驾轻就熟地安排小说中的地域迁移，让人物成长历程得以铺开，让人物磨练达到“彻悟”，让人物灵魂足以寻找到歇息的乌托邦。

《刀锋》中，德国农村的辛苦劳动是在拉里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的哲理后进行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了沉重的心，又磨砺着他的实践观。印度的神学使他着迷，苦行僧般的生活进一步磨练拉里。在印度山中小住，日出的震撼为拉里带来灵魂洗涤。纵向看来，与在纸醉金迷的社交场里备受拥护不同，这可以说是拉里的成长。和拉里历程相似的是，画家斯特里克兰德从马赛动身，前往热带岛国塔西提岛。或为在大洋波涛中洗去欧洲大陆的污秽，或为寻艺术上的“桃花源”。他再次朴素度日，褪下往日的荒淫，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这里的斯特里克兰德离伦敦那个证券交易员斯特里克兰德很遥远了，离那片荒诞又庸俗的欧陆也很遥远了。

《面纱》的重心则侧重于中国土地，以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民生困苦为背景。在中国的历程一方面满足了凯蒂的冒险想法，另一方面在西方上层眼中形似地狱的痛苦环境下，凯蒂直面生活本身，成长为勇敢而独立的人。毛姆在中国土地上搭建起自己的“小剧场”，以期暗合神话中的马雷马。但是，毛姆的写作意识未能摆脱他那个时代欧陆的“西方主体论”，未能摆脱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甚至于隐隐约约的“白人至上”情结，都使得小说难以现实反映中国社会底层状态，如阿妈、苦力、“满清格格”的刻板描写等。某种程度上，他笔下那个环境不过是旧中国一小部分切片。

毛姆的广阔视角还体现在其对各个阶层细致入微的了解。有趣的是，毛姆既对西方上层贵族的吃穿用度了如指掌，比如《刀锋》中商人兼贵族艾略特宴请其他上流人士、买卖文物、安排家中装饰等，十分详尽；又对乞丐、擦鞋匠、堂倌、舞女等底层人物的描写出神入化，塑造的底层形象精细、真实可感，又不失人文关切。

毛姆的广阔视角得益于他丰富的阅历。毛姆出生在巴黎，成长于英国，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接触了费希尔的哲学思想和易卜生的新戏剧。后来回到伦敦学医。一战时在比利时参加了战地救护队，随后加入情报局，参与间谍工作。二十年代，他到过俄国、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二战时在英美国家作抗击法西斯的宣传。这种多元经历让我想起文坛“硬汉”海明威，不一样的是，战争见闻甚至间谍经历没有让毛姆变成那类擅长于写枪炮硝烟的作家，磨砺过后的毛姆毒舌又细腻，辛辣地无差别地讽刺每一个人、每一种人性，尔后怜悯每一个处于困境的个体。

跌宕的情节是思想的具象

毫不夸张地说，毛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是“情节”之“不惊人死不休”。其小说可读性极强，曲折揪心的情节紧紧抓住读者的思绪。无处不有的转折、悬念和呼应，不经意间给读者以巨大的情节震撼，引发读者更深层的思考。

在《刀锋》中，拉里与上层主流交际圈保持距离，叫人好奇他的去向，而他又在不经意间跳出来让人大吃一惊。拉里从印度回来以后对大多数人是沉默的，十分神秘，而用所谓印度“疗法”（某种迷信）治好了童年伙伴格里的病更显奇幻。

而《月亮与六便士》中，谁又能在发端时想到，大病初愈的斯特里克兰德爱上了救命恩人的妻子呢？最后斯特里克兰德的结发妻子在宅中挂上了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以体现身份地位，尽管她对艺术并不感冒。更讽刺的是，曾经的丈夫正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锋画家，但她已然淡忘了曾经的排斥和诋毁。

值得一提的是，《面纱》的故事的起笔源于一段神话。毛姆自言，曾在求学期间游历佛罗伦萨，在这听闻一个但丁写下的神话：锡纳耶一个丈夫怀疑妻子出轨，将其带到马雷马的城堡，期待那里面的毒气将妻子毒死。过了很久，妻子没能死去，他急不可耐，把她从窗子扔了出去。毛姆起初只是将这段神话作为众多素材的一个，并不看重。直到一次中国之行，为这个神话的现代书写找到了锚点。当代的素材、当代的情欲与古已有之的思考相映，倒也为小说进展蒙上一层神秘色彩。马雷马的城堡作为一种“地狱”的意象在神话中出现。同样地，陷入霍乱困境的湄潭府作为男女主的“炼狱”而存在：“四个农民走了过去，既快又安静，抬着一口新的棺材，没有上漆，崭新的木料在降临的黑暗中闪着白光。”“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地方长官早已焦头烂额，驻军指挥官俞上校忙得不可开交，以防发生抢劫。而他工作的海关这里，人已经损失了一半，剩下的那些随时都会躺倒死去”。

如上，大量伦理、生理方面的“反常”是毛姆写作的一味辛辣调料，通常可以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吧，看毛姆的小说就像是看一辆车行驶，大道已经很明显了，车子却冷不丁地拐进一条七拐八拐的小路，扭扭曲曲、忽明忽暗，以至于读者难以理解。而当故事结束，回看既往，一切曲折又在情理之中，读者会想：“这才是对的，这才是他/她。”故事的激越实为毛姆对社会的抗辩。他将三十年代西方世界典型事例加以荒诞化剪裁，迸发的是向往理想灵魂的火光。

深刻哲思锻打独立灵魂

拉里、斯特里克兰德、凯蒂在挣扎中新生，其痛苦根源正是西方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高速扩张下错位的金钱观、爱情观和人生观。

让我们回到毛姆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美大陆金融业异常火热，人们陷入金钱泡沫中，一边贪婪地征服一切，一边荒淫无度地享受，在虚无物质中沉沦，最后泡沫破裂，荣耀的高台解体，坠入深渊。欧洲大陆处于新旧之交，英法贵族的财产急剧缩水，却又尽力维护昔日体面，换来的只有日益增长的落寞，如艾略特晚年奄奄一息，还在念念不忘当地贵族没有邀请他参加宴会，因此暗暗生气。新兴资产阶级在欧陆扩大势力范围，终新瓶装旧酒，新权贵为虎作伥；相互之间又产生矛盾，爆发战争。旧观念和旧秩序不再适用，人们内心要想不沉沦，必须寻找新的灵魂慰藉和寄托。新思想正在形成旋风席卷欧陆，甚至世界。毛姆走到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正是为了这一目标在努力。

英伦既有的主流价值观窒息了自由灵魂，唯有激越、痛苦的反抗得以使灵魂站立。《面纱》中凯蒂始初似乎被所有人爱着：作为皇家法律顾问的父亲默默供养家庭、母亲张罗一场又一场社交聚会，在此过程中得无数年轻人青睐，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丈夫瓦尔特。瓦尔特无可救药地爱着凯蒂。真正的爱情意味着爱与责任，而不是甜言蜜语的哄骗与虚情假意的许诺；意味着爱自己和爱他人，拥有独立的灵魂，并肩负勇敢与责任。《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德、《面纱》中的凯蒂、《刀锋》中的拉里不堪“文明社会”的颓废，分别出走岛屿和印度。斯特里克兰德在岛上发现了火热的生命表现力，棕榈树叶间吹过炙热的赤道海风，影影绰绰中看见心中月亮。生命之篝火已然在这片狂野的土地上闪耀。

无从得知拉里在印度山岭间看见那场磅礴日出是否真正使他进入所谓超然状态，但显然的是，拉里看透一些东西。青年时战友的死去引发他思考；战争能够轻易抹去一个人的存在，就像文本中说的；“战争打破了人们曾认为真实的一切。”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亡的动物，这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原因之一。拉里完成了这一转变——转入思考某种“终极关怀”，即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人的一生应当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开过战机，干过苦力，做过“神棍”，最后成为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漂泊半生，终泯然众人，这是拉里的答案。

《面纱》的最后，怀孕的凯蒂执意要随父亲出走遥远群岛。揭下生活假面后，个体从“被爱”和“渴求爱”的压力中解脱出来，更懂得如何去爱他人、爱生活。无法忍受迂腐的伦敦城，凯蒂要让孩子在象征着自由的蓝天与海浪中出生：“我已受到严酷的惩罚，并决心让我的女儿远远避开这一切。我要让她无所畏惧，真诚率直。我要让她独立于他人，把握自我，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接受生活，要比我活得更好。”

毛姆作品中的复调式写作也值得注意。最近在看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书的封皮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她的复调写作，成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一座纪念碑。”复调的原意指一个曲子中有两个以上的主旋律。这里的复调写作，可以理解为在作品中存在着多种观点和声音，而不仅仅只是某一种思想模式。《刀锋》中，作为主人公的拉里无疑是独特而闪耀的，其理念也被大加阐述；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的艾略特、操持家庭的伊莎贝尔也有其话要说：难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理念不值一提？大路朝天各自走，寻常生活也是一个可观的选项。当然这不是书上的话，但我想看见闪闪发光的主角，同在舞台上的他们会有一定的怨言的。于是毛姆在配角那里同样不吝惜墨水，大段大段的话语、心理活动、画外音用于表述作为普通一员的思考——生活循着轨道走会走向何方？书的最后，艾略特在主角的宽慰下安静老去，至死以为自己仍在交际圈大受欢迎；伊莎贝尔和丈夫经历了美国大萧条，领着膝下儿女经历一段艰苦时光后，一家人恢复了愉快的社区生活。事实上，这些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温馨结局，反证着主人公“剑走偏锋”之决绝，让读者看见，拉里所抛弃的是什么。而至于要选择哪一条路，毛姆站在作品背后微微一笑——结局都是一样的，你要做的是如何过好这一生。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下，毛姆的文学形式谈不上新颖。他更倾向于认真雕琢故事，形成情节自洽，辛辣讽刺和冷峻分析并行不悖。《面纱》《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三部精彩的作品带读者在毛姆一手构建的奇幻世界中漂流，在对立统一的复调写作中观照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