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关学”的蓝田“吕氏四贤”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西安文理学院的历史,可溯源至1609年明朝教育家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倡导的“关学”精神,延续了“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历经400余年的薪火相传,关中书院学脉绵延、文化赓续。作为西安文理学院的一个教学校区,关中书院被誉为“活”着的书院,它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关学精神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为弘扬关学文化,讲好书院故事,本报特开辟“书院观古今”专栏,邀请关学学者阐释“关学精神”,讲述“关学故事”,通过擘析释义、溯源崇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北宋能与峨眉“三苏”齐名并肩者,只有陕西的蓝田“四吕”。就蓝田“四吕”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学术成就、道德品质而言,他们绝不逊色于“三苏”。
蓝田四吕出生于关中世代诗礼之家,祖父吕通曾做过太常博士,生有二子,长子英,次子蕡。蕡为比部郎中。蕡共有六子,一子早夭,五子登科,荣进士及第出身;其中四人成大家,《宋史》为之立传。即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尊称“吕氏四贤”。再其中三人,大忠、大钧、大临均师从关学祖师张载,故又有“蓝田三吕”之称。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创《乡约》正风俗的吕大钧
吕大钧(1029—1081),字和叔,排行三。祖籍河南卫辉,京兆蓝田人。是北宋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蓝田“吕氏四贤”之一。
吕大钧出身于官宦和书香之家,从小胆识过人,文采兼备。嘉祐三年(1057)进士。先后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右司理参军、光禄寺丞、三原(今陕西三原)、后供(今福建福州)、巴西(今四川绵阳)知县等职。后来长期居守家乡研究理学,著书讲学,朝廷多次征召授职,固辞不赴任。晚年担任诸王宫教授,官至宣义郎。元丰四年(1081),种谔征西夏时,鄜延转运司李稷召他为从事,不幸病逝于延州官舍,享年53岁。吕大钧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奉行关学,首创《吕氏乡约》,为改变乡村民风民俗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吕大钧与张载为同科进士。张载创立“关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学贵致用”和“躬行礼教”。吕大钧十分佩服张载为人为学,于是以弟子身份师从张载,并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宋史·吕大防传》说吕大钧:“虽皆本于载,而能自信力行。”后来他虽曾游学于洛阳,拜在“二程”门下,但始终坚持张载的基本思想,成为关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就在吕大钧中进士后不久,被举荐为泾阳知县时,其父病故,他未及就任即赶回奔丧。丁忧三年期间,有感于王安石变法中保甲法的缺陷,为教化乡民,首创《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励(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自治理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成文乡规民约,也是一种富有理论色彩的乡村自治制度。
从政治角度讲,吕大钧创建《吕氏乡约》是针对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不满与弥补其缺陷而作的。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保甲法。这是以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乡村为目标的保甲制度。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质疑和反对。但苏轼、司马光又提不出更好的具体方案替代保甲法。
在此情形下,吕大钧利用丁忧之机,多次与兄弟吕大临一起讨论,于熙宁九年(1076)撰写成《吕氏乡约》一书,在其家乡蓝田首先建立了乡村组织,以此回应王安石的保甲之法。《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完整的乡规民约。它规定了乡党邻里关系的准则,有修身、立业、齐家、交游的行为规范,有宾仪、吉仪、嘉仪、凶仪等23种礼仪。倡导乡民和睦相处,互相救助,礼让、节俭等,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可见,《吕氏乡约》的基本精神是儒家思想,是关学中有关礼教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乡规民约”的典范。张载称赞大钧说:“关中化之,和叔有力焉”,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在《关学编》中认为,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吕大钧去世后,另一关学人物范育给他写的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勇敢刚强,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的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回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以诚学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
明代陕西提学副使王云风在蓝田四吕故园旧址上创办“芸阁书院”,早于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近百年。王守仁在江西制订《南赣乡约》也渊源于此。清末至中华民国,蓝田理学家、教育家牛兆濂(俗称牛才子)在“四吕”故址上办“芸阁学舍”,讲学长达8年之久。民国时期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教育”,也是从《吕氏乡约》中汲取营养的。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即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了《白鹿原》中“朱先生”的艺术形象。
(作者系我校原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