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亲民、至善”，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中的“明德”“亲民”“至善”，是对“大学之道”的解释。这里的“大学”一词，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就是指与人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关的学问，如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艺学，也就是关于形而上的“道”的学问。古代的“小学”，是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六艺”教育，也就是关于形而下的“术”的学问。换言之，“术”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技术”教育；“道”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科学”和“哲学”教育，也就是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学问。由此可见，古人所说的“大学”，虽不能在字面上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大学，但其本质内涵与现代社会的大学又是相通的。“道”这个字，涵义丰富深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解释，大约相当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此书形成于秦汉之际，相当于一本论文集，《大学》和《中庸》是其中的两篇，南宋时朱熹将其独立出来，与《论语》和《孟子》两书放在一起注释，就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四书”。《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中“明明德”一语，第一个“明”是动词，有彰显、传承、建设之意。正如我们今天所讲“明大德”（政治道德）。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有光明、光辉、崇高之意，用来修饰名词“德”。因此，这里的“明德”一词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光明正大的高尚品德；二是指人本身具有的善良本性或良知；三是指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内心不糊涂，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礼记·大学》的宗旨和目标，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就是从修养身心到仁爱他人、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用自己的美德、智慧和才能去惠及他人、民众直至万物，达到“民胞物与”的人生境界。儒家认为，明德是对人的善本性加以发扬光大并彰显于天下的大德，这种大德是对天地万物之道的秉承和体现，因而明德乃是与天地万物相通之德、天人合一之德。“德”作为伦理概念，在中国出现于殷商西周之际，但“德”的观念源远流长，在《周易》中就有“道”与“德”的深刻意蕴。《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中的前半句是讲天地之“道”，后半句是讲君子之“德”，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将“德”奠基于“道”的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和伦理观念就是“明德”的文化基因。儒家推崇的美德范畴，最重要的有24个字：道、德、心、性；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温、良、恭、俭；中、和、勇、毅；亲、清、廉、耻。这些美德范畴，以对“天理”和“良心”的信仰为总依据，经过数千年历史烽烟的锤炼，已经成为中国人潜意识中普遍认可的美德，自今熠熠生辉，值得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相融合的美德共识。这些美德，还可分辨为协调性和进取性的辩证统一；善良性与智慧性的辩证性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更强调协调性和规约性的美德，而西方伦理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则更强调进取性和启智性的美德。“明德”作为古今中外优良道德文化的共有理念、核心理念，其内涵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熠熠生辉，以至于当代中国的很多学校、企业、单位和个人，仍以“明德”作为自己的名称或核心价值观。

概括言之，“明德”就是人生美德、人间正道和人类正义的总和；就是对具有正能量正价值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统称；就是对文明高尚的道德品质、道德行为和道德文化的概括。人生美德是指一个人有光明美好的品德，能以君子、大人、贤人、圣人或以先进、模范、英雄、伟人为楷模修养自己的德性和言行；人间正道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能走在光明正确的大道上；人类正义是指能被普世认可并惠及世界的光明、正直和道义，是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力量。

《礼记·大学》所言“大学之道”中的“亲民”，在传统典籍中有两种解释：一解为亲近和关爱人民。这显然是从政治伦理角度所作的解释。如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的《礼记正义》中解释为“亲爱于民”（《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第四十二》），明代王守仁也主张解释为“亲民”，并兼有“养民”之意。这可引申为地方官“亲近爱抚民众”或“亲自治理民众”。应该说，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走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是很接近的。另一解为宋代程颐、朱熹则主张“亲民”当作“新民”。北宋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另一处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新”取“革其旧”之意。南宋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明代王守仁（亦称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这一问题，还涉及对《大学》的主题、论述脉络、文本呼应乃至《大学》之外的其他儒家经典的论说。近当代学者亦有讨论。徐复观认为：儒家在传统上将对民众的“养”置于对民众的“教”之前，且“养民”比“教民”更加重要；王阳明主张“亲民”而非“新民”，在“教”之外反映出“养”的意涵，“真正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牟宗三则更加重视亲民之“亲”所蕴含的尊重人格的意味。还有学者根据郭店竹简，认为“亲”与“新”本可通用，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先秦儒家虽重视“养民”，但《大学》之文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还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新民”说和王守仁的“亲民”说都有其价值与缺陷。

（下转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