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完成的采访

——追忆作家红柯

韩恩强

“韩老师,我春节回宝鸡，见面再详聊。”

“好,杨老师，来时别忘了带上你刚刚获奖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

时钟倒拨，定格在2017年腊月的一天，这是我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柯老师的一次电话通话。

当时，我应《陕西日报通讯》杂志编辑李雪飞老师之邀，准备采写红柯老师谈写作的系列文章。几经联系，都应杨老师太忙，好不容易等到了学校放寒假，才总算有了眉目，使我心中不禁暗喜。

时值新年来临，大街上行人匆匆，不远处零星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街头的门面房、机关单位都张贴了对联，挂起红红的灯笼。这一切都悄然无声的告诉我们，2018年新年就要到了!

在这欢天喜地迎新年过新年里，在我幸福的期盼和静静的等待中，却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2月24日，农历正月初九，杨老师因病突然逝世，享年56岁。我顿感天崩 地裂，犹如五雷轰顶，“怎么会这样？太突然，太可惜了!”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岁月长河里的 情感，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直抵人心。

1996年秋，我从部队转业到宝鸡文理 学院工作，刚开始被分配到学校人事处。当时，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还有符亚萍、蔡玲娟两位老师，办公室在石鼓校区办公楼的402室。有一天在工作间隙，我一本正经地对她们俩个人说，“听说咱学校从新疆调来一个老师，小说写的好，全国有名，非常厉害。”

符老师看我一副崇拜赞叹的神色，接过话茬，“你不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一脸茫然。她把头转向坐在我旁边办公桌上的蔡老师努努嘴，“你问她是谁？”我向蔡老师看去，她年龄30岁左右的样子，长得文文静静，细声细语地说，“他是我爱人。”“啊——”说得我吃惊不已。

我是一个文学“发烧友”，遇见和结交红柯这样的文学名人正求之不得，我兴奋地和蔡老师聊了起来。后来有次杨老师来办公室找蔡老师，我才终于见到了我心中的“超级偶像”杨老师：个头不高，身体粗壮，满脸的憨厚朴实，一头乌发自然微卷，走起路来，目不斜视，急急忙忙，衣着很普通、很大众的一个青年才俊。

红柯果然出手不凡。在他来校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小说就像天女散花一般，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上闪亮登场，精彩亮 相。在《人民文学》杂志短篇小说头条，刊发了《奔马》。而后97年4月，《人民文学》又第二次刊发他的小说《美丽奴羊》和《过冬》两篇新作时，以“红柯小说”为题，给予了特殊的待遇。到了98年4月，《人民文学》第三次又以“特别推荐”的突出方式，更醒目地刊发 了他的小说新作《阿里麻里》。

两三年内，他接连发表了十多个短、中篇和二部长篇小说。他一个非专业作家， 既要完成教学工作，又要写作，井喷式的创 作发表出这样数量多、水平高、风格独特的 文学佳作，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难怪不是对作家的某一个作品进行评价和评 选，而是对一个作家作品和人品整体综合 性评价的首届“冯牧文学奖”的“文学新人奖”，颁发给了他。

我在部队是搞新闻报道的，转业后，我 爱新闻写新闻的初心不改，在得知这一消 息后，立即对杨老师进行了采访，当天就写 出了“红柯获冯牧文学奖”的消息。后分别被宝鸡人民广播电台、《陕西工人报》等刊发。在对杨老师进行采访时，他还给我赠送了他的短篇小说集《美丽奴羊》一书，使我对他创作的风格、文学精神等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

在2000年第二期《秦岭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把幻想和神奇注入文学》 一文，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2001年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季节 里，红柯的短篇小说《吹牛》，荣获了第二届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1996 年以短篇小说《奔马》在《人民文学》杂志“横空出世”以来，他以自己深厚的功底和潜力，在文坛上创下一个又一个闪光的亮点，平均每年就有三、四篇小说在报刊、省和国家获奖。着实令人羡慕，就连一 些专业作家也望尘莫及。在红柯领奖归来，我又慕名采访。

“这部小说在题材、风格和写作表现手 法上有何特点和变化？”红柯告诉我，他这个作品背景和基调与以前的小说大体相同，基本保持了他原来的“物的人性化，文体的散文化和拓宽小说的审美空间”的风格。创新之处一是突出了小说的故事性。二是语言出现了幽默感。三是关注现实，对现实生活有很好的启发和帮助。我们在谈论短篇小说的同时，我又借机就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如何处理教书与写作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临别时，他给我赠送了他的新作品集《跃马天山》和《黄金草原》，我如获至宝，不胜感激。

后来，我把这次的所思所悟和红柯文学创作等情况，经过思考研究，写了《挥之不去的西部情》一文，在《中国艺术报》2001年10月19日三版，《宝鸡日报》10月13日三版头条，《秦岭文学》杂志2001年第四期等刊发，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从此，这就成了红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他的小说创作便以一个新面目展现在了世人眼前。

红柯年长我几岁，我们住在石鼓校区，我在1号家属楼，他住在8号。我后来调艺术系，他在中文系。我那时是学校对外宣传报道组成员，学校对外宣传的稿件，几乎全出自我手。其中有不少稿子是涉及红柯获奖、作品收录入选文丛、举办文学讲座等活动的新闻报道。红柯不跳舞、不打牌，除了上课教书外，就是读书写作。要想在学校看到他，只有在学校大门口的收发室和有时早晨在校园操场上。我常到收发室取 信件和报刊、电台邮寄三、五元或几十元的稿费单，他也常去拿文学期刊寄给他的杂志和几百元一张的汇款单。我们常常碰面，交谈聊天。我常问他文坛和创作之事，他也爱把写作和读书的感悟分享给我。有时我们一起到操场散步，他获奖、参加文学活动的消息，就是我俩散步时了解到的，对我的写作很有启发，帮助很大。

红柯的文学创作成绩斐然，他对文学 的创作非常人一般能比，他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更是人出乎意料。他家里没有什么高档家具，唯一让人眼前发亮的是书多。他十多年前悄然远走新疆时，带了15箱2000多本书。而十年后回宝鸡时，15箱书变成了30箱书。这些书一直陪伴着他，犹如他的生命，都是他的精神财富。他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带着儿子到旧书摊淘书和到书店买书，给我分享他读书的快乐。

2004年前后，红柯离开宝鸡，调到陕师大任教。我们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常有电话联系。他来到宝鸡，都会见面相聚。我有几次去西安，还专门到陕师大找他。他经常给我赠送他的新作，谈论文学创作，共叙友情。后来每次见面，我都给他说想给他写个人传记，提出采访和收集有关材料之事，他总是憨憨微笑着说：“行，不急，过段时间说。”

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永远无法完成的采访。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和深深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