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新闻观

孙陆军

摘  要：置身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办报救国、救亡图存的热潮中，梁漱溟对新闻事业形成了鲜明深刻的观点与洞察。他认为，新闻是救国救民的工具，是人民的喉舌，是自学的好材料，是指导社会的良心， 是团结联合的武器 。由于受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他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摆脱改良派的思想拘囿；新中  国成立后，其新闻观显示出由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向。

关键词：梁漱溟；新闻思想；救国

梁漱溟与新闻的感情很深，也有一定的新闻实 践。追溯他的经历 、轨迹，凝练出他的 一 些新闻 观点。

一、新闻是救国救民的工具

梁漱溟曾评价其父梁济及父执彭翼仲：“ 近百 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 约 1890 — 1910) 那段 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而办报就是梁济、彭翼仲“维新”的重要方式之一。

彭翼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报界先驱 、改革志士，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皆出其手。这三份报纸分别对应“童智”“ 民智”“ 官智”的开发，可谓筹策细密 、用心良苦 。梁漱溟为其父梁济所编  《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部分记载了当时办报的艰辛：“彭公所为报纸于京师为开创 。当时风气未开， 呼为洋报，求售匪易，而成本顾甚重 。自置印机， 招募工人，聘日本匠师指教印刷，所费不赀。经年亏累，私财一空，房产折售，寻及妇孺袗饰，垂危  复续，其不绝者如缕，以是年腊月暨下年甲辰腊月称最困。彭公固百苦备尝，几以身殉。”

彭翼仲出身名门 、累代仕宦，要跳出家世传统、世俗偏见，尤需巨大勇气，是救国救民的激情、反抗压迫的骨气使他“毁家纾难，投身报业” 。梁漱溟曾言：“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1900 年） 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为使大众摆脱蒙昧，振作民气，彭翼仲宁愿抛却所有、生死以之，他的这种献身精神让梁漱溟赞叹有加 ，引为一生前行的动力。梁济为支持彭翼仲办报，典质抵押，接应周转  “ 前后千余金”，“身负其险矣”。二十年后梁漱溟找  到当年的折券，上面有其父批语：“ 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虽立此券，亏失不还亦所心甘。” 这种侠肝义胆、雪中送炭的诚挚情谊彰显了梁济救世济民的爱国情怀。梁漱溟自言，后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即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 ， 由此可见梁漱溟对新闻维新救国功能的深刻记忆。

二、新闻是人民的喉舌

1960 年，梁漱溟作《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将彭翼仲独特的办 报风格概括为“ 人 民 的 喉 舌 ”“ 公众的言论机关”[， 并为彭翼仲先生的报业功绩进行澄清纠 误，强调彭翼仲首创在北京从民间立场办报 。他 说：“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 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 先 生 又 是 力 倡 白 话 文 的 ，认 为 文 言 极 不 便 于 大众。”并举出一些事例，如投稿人包括家丁、侍 女、伶人 、当兵的各色人等，以不能为文的居多。

当时，文墨稍通的人由于经常撰稿，与报馆内  部人员打成一片；文稿欠通而经彭翼仲修改后刊登  出来的，竟来拜师求见 。根据彭翼仲的办报经历， 梁漱溟总结出报刊经营成功的途径在于：“ 以办报  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  纸 ；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  进。”意谓报纸要关注群众利益，开展社会运  动，以推动报纸的良性发展。他表彰彭先生在中国  人力车夫被外国兵欺侮时智慧果敢、发动群众、及  时报道，最终赢得外交上的胜利；肯定彭先生在美  国禁止华工入境、苛待在美华工时发起的抵制美货  行动。

影响最大的“ 国民捐”运动 ，即由《 京话日报》 发起、读者讨论而共同酿就。彭翼仲提议将庚子赔  款的四万万两白银平均分摊到全国四万万人口身  上，每人捐资一两银子，即可解决国家由于长期欠  款所带来的巨额本息，从百姓的角度亦无不利 。于  是全国群众纷纷捐款，效果巨大。尽管后来彭翼仲  因直言被祸，身陷囹圄，“ 国民捐”运动被迫告终， 但直到辛亥革命时期，大清银行尚存有国民捐款九  十余万两白银 。同时，报纸对于民众利益的关注， 也使得其发行量日增，摆脱了创始时的困境。

梁漱溟对此非常赞赏：“ 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 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 不有所忌惮 ，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 “ 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 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 难得”。

三、新闻是自学的好材料

除了对彭翼仲的评价显示出梁漱溟的新闻思想之外，梁漱溟的个人学习经历也凸显了他对新闻的 认知。他尝言，一生学问得力于自学，而自学的最 好材料便是报纸杂志：“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 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 觅它来读底。”除了幼年时期的《 启蒙画报》使 他获益良多，影响长远，念念不忘，梁漱溟真正的 “ 自学”始于中学时代 。因为这个时期是他自学的根 本“ 向上心”明确的时候。他认为，真正的“ 自学”并 非仅仅是获取知识，更是培养向上之心，对家国的 责任感及生活中的自我觉察。父辈为梁漱溟种下了这种根本，使他自幼便好学深思，不同凡庸。他平 生所追求的两大问题（ 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实发 端于此，而这种追求的重要帮手即是报纸杂志。

梁漱溟说自己：“ 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他拥有当时流行的各种报纸，或从日本传来，或由上海出  版；或是杂志，或是日报，政治立场不同 ，内容丰  富，消息及时，使他眼界大开。他特别感激梁启超  主编的《 新民丛报》《 新小说》《 国风报》等刊物， “ 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  如何改造的” ，恰合自己的需要 。与他早期的  政治理想（ 英国式的议会制度）相关的各种法制，如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 亦从立宪派报纸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对于梁漱溟成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功莫大焉 。他后来所作《 我们政治上第 一 个不通的  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其中对于近代政治的诠释，还是中学自学所得；《 究元决疑论》中论  苦乐的段落，完全是中学时期撰写的旧稿 。

四、新闻是指导社会的良心

受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的影响，十九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职业便是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他以此进行公开革命宣传，时间 一年有余。对于记者的职责及感受，他说：“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 此间“读书少而  活动多”，“ 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 ’、‘政治 ’、‘伟大人物 ’… …  皆有‘不过如此 ’之感” 。以往在家庭 、学校所看不到的卑鄙下流行径 、凶暴残狠之事皆被目睹， 不禁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记者的良知正义与社会现实构成强烈的冲突，灵魂痛苦纠结。他曾亲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情形，对其印象甚差， 他认为，对于国家民族的怠慢自私，是这些强权人  物成为国之大害的原因。

梁漱溟曾因法律问题请教著名记者兼大律师黄远生，从此两人结识，相互欣赏，一见如故。袁世凯妄图称帝，黄远生即以《 京华通讯》栏目在上海《申报》揭露其阴谋。袁世凯收买不成，便加胁迫， 造成黄远生在报上立论模糊，态度两可。梁漱溟迷  惑之余，与友人章士钊通信，虽疑黄远生已受聘主持袁世凯所设《亚细亚报》，但“ 终觉其操行可信” 。黄远生摆脱袁世凯的控制后，到上海及时刊登广告，声明反袁立场。他对于梁漱溟的信任  大为感激：“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  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 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且诉说当时受袁  世凯党羽的包围达到了“ 图穷匕首见”的惊险地步， 不得不做“一篇不通之文字”，并表白即或有违心之处，“ 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

两人皆从道德良心的角度对于新闻事业倍加信任。黄远生少年得志，举人、进士连中但弃官不做， 遁入报馆与律所，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交往混杂，堕落与清醒循环相生。最后决意远走美洲，寻求新生，竟遭刺杀，令人扼腕。梁漱溟道：“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对于黄远生的“无妄之死”，梁漱溟专作《究元决疑论》加以排释：“余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喷涌不能自胜， 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深憾没有来得及把刚找到的“ 真理”贡献给他。

五、新闻是团结联合的武器

抗战期间梁漱溟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 《光明报》是其新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此时他担任《光明报》社长，写有《 < 光明报> 发刊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 光明报> 言论公约》《释本报言论公约》等文，总体宗旨即在团结抗战。他“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为共同抵抗外侮、树立统一国权奔波劳碌。他认为抗战使得中国一方面“顿然实现了多年未有的国内统一气象 ”，另一方面， 国民党政府不善于利用这种大好局面一致对外，反而破坏团结：“ 即以对于思想言论出版的统制干涉而说，就曾达于空前的高峰。其他钳制人民手段， 为从前所无的；或有之，亦未能贯彻的，此时均得到发挥。”“盖在言论被统制之下，不能唤起舆论，没有舆论作后盾，只几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 主张团结则双方冲突，就制止不了。要求民主，则当局不采，或圆滑应付，便无办法。”因此发起民主同盟，扩大舆论 。为躲避国民党的控制监视， 报纸筹办于香港。他在报上呼吁：“ 不为党派成见所拘，不受一种思想理论之垄断”，“ 民主精神为团结之本” ，“打开言论界的民主气象” 。

他设置《 中国问题》专栏，引导抛出“ 民主是什么，中国民主运动的障碍究竟在何处”等问题，耐心开启大众对于民主政治的思考。他始终抱定“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 ，向远处谋划中国出路” 的信念 ，自述抗战以来“ 我努力的是什么”，剖白内心；撰写《政治上的活路与绝路》《结束党治怎样讲》《论党治》等社论，正名孙中山先生的训政“ 党治”并非当下“ 把持一切，剥夺一切人民权利的党治”；作“专论”《再论国民参政会》《论政治斗争》， 警醒国民党不要自食其言；答读者来信，反复辩难  征诘，求索正道。更激励青年把握自己的“ 英雄时代”，奔赴理想；纪念“九一八”：“谁将东西南北山川修阻的中国融成一片的？此无他，这是民族文化  的伟大同化力 。中国所以伟大，所以为不可征服， 全在此。” 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团结国人。

梁漱溟１９３０ 年曾为北京《益世报》出版五千号  纪念写作赠词，其中道：“言论机关如报纸者，则一 社会间理性发挥之具也；吾人愿祝其发达与永久， 吾民族新生命之开辟于是赖焉。”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在于理性的发挥，而报纸则是这种理性的重要传递者。此言并非泛泛谈论理性，而是包含着特有的文化观念。他所谓的“理性”带有很深的儒家道德内涵，“ 中国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 、最有理性之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 中国革命并非社会内部客观事实的要求”，“实发动于少数人意识上的先见，即所谓以先觉觉后觉领导之民族自救运动是也” 。所以真正的建设之路，就是要发挥儒家正统，从乡村做起，从乡村结构组织的改变扩大到国家结构组织的改变。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即是这种观念的实践。

由于“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无视阶级斗争，梁漱溟虽为国事积极奔走 、联合团结， 却始终难以真正发动群众。 年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承认：“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唯一正确之路，始终不会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假如说我一生作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 ’。作 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他认为自  己不懂得“从斗争而有联合，有联合又有斗争”“ 以斗争始，以联合终” 的辩证法与矛盾论，一味讲求联合，对自己的改良派实质从未自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审视前文阐述的梁漱溟的新闻思想，可以说救国救民的工具 、“ 自学”的好材料、指  导社会的良心 、团结联合的武器等属于改良思路， 因为其中贯穿着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力量启蒙大众、灌输道德的主体思维。而新中国成立后称彭翼仲的报纸为“人民的喉舌”，则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