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的概念是从文化的概念推演而来的。文化有很多定义，有从文化的核心内容来定义文化的，有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来描述文化的，有从文化发展的先进与落后来理解文化的等等。相应的，黄河文化定义也有许多种。但目前占主导的、比较被广泛接受或认可的仍然是“财富总和”说，即“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黄河文化”就是指中华民族及其黄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大黄河文化概念将五千年来黄河流域所出现的全部文明成果都视为黄河文化的要素，有其它各种定义所难以企及的优越性。理论上，它几乎囊括了其它任何黄河文化定义的外延所涉及的范围，无疑给人们研究黄河文化现象留下了极大的思维空间与学术余地。实践上，认同黄河文化“财富总和”说，有利于文化资源的利用及开发，便于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但是这种定义也有一定的问题。

这里，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黄河文化与黄河文化之间的现象难以区分。以黄河本体命名的流域文化同以黄河人所在地命名的区域文化，两者分界模糊不辨，黄河文化外延就等于黄河流经区域的当地文化板块的简单相加，成为了可以任由简易拼接的各个地方板块文化。

这里，从“财富总和”讲黄河文化，往往会偏重于就文化的“结果”（成品、成果、遗产、遗存）的列举而忽视对于文化“过程”的探究，偏重于就其“形”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其“神”的动态透视。这里，“财富总和”往往考量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做了什么，已经形成了什么，而对包括自然黄河反作用在内的人河互动过程则缺乏全面地考察，尤其是对万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形成的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对人与河互动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往往是语焉不详或忽略不计，明显缺乏从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加以考察的高度与深度。

当前，“大力弘扬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黄河文化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学界对黄河文化需要一番重新探讨、重新检视、重新构建。

鉴于大黄河文化的概念过于笼统，我国文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相继提出了“黄河文化核心”的概念。一是“黄河文化符号”说，认为黄河文化符号是黄河文化的精华和核心内容。二是“农耕文化或者是农业文化”说，认为黄河文明的核心是农耕文化或者是农业文化。三是“关中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或“中原文化”说。四是“黄河治理文化”说，认为黄河文化是流域劳动人民以及广大治河工作者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所形成的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五是将黄河文化归于“精神财富综合”说，主张在精神领域界定黄河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如此等等。但究竟什么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如何找到这个核心，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笔者认为，黄河文化的核心是“河缘文化”。“黄河文化的核心”研究，缘于文化解释学的困扰，也基于系统论分层原理。黄河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大致可分为核心层、次内层和边缘层三个层次，其核心层应当是我们常说的黄河文化的“灵魂”“精髓”“实质”“根基”的“所在地”。找准和抓住黄河文化的核心，是提升黄河文化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鲁枢元《略论黄河史研究—关于黄河文化生态的思考》讲“从古黄河的孕育阶段起，黄河就与几乎同时出现的人类发生了相互作用与相互感应，黄河与黄河人就已经把各自的命运交融在一起，黄河文化也就从那时开始萌生。当然，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地中海文化，又不同于尼罗河或其它河流文化的文化，这是黄河文化。”李振宏等《黄河文化论纲》讲：“黄河文化，就是缘黄河而起的打上了黄河水文地理特征的一种早期的农业文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黄河岸边生息、繁衍、奋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文化观念、思想风尚、风俗习惯，是黄河流域人民精神生活的内容、方式和特点。黄河文化是一种大河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与黄河从古至今有幸结缘的产物，是二者在矛盾之中互动与共生的产物。人河关系、人河缘分才是黄河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追求人河和谐共生才是黄河文化产生发展和永续的根本动力。河缘体现的是人河关系，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同黄河流域土地山川的立体多维的综合关系。上述所列举的“黄河文化符号”说、“农耕文化或者是农业文化”说、“关中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或“中原文化”说、“黄河治理文化”说、“文化归于精神财富综合”说，无一不是源于人河关系、人河缘分，无一不是河缘文化的结晶。

中华民族与黄河缘来缘聚从未间断！正是由于这一河缘，黄河流域的土地山川才构成了一体化，才成为了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的“产床”和“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一中华河缘，黄河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与中华民族才成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正是有了这一河缘，中华先民和中华民族才得以生息、发展，得以淬炼、升华；正是有了这一河缘，中华民族才有了根植黄土、气贯苍天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所以，河缘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就成了一种必然与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