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的保障。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前进路线，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健康运行和协调发展。春秋到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贾谊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继周公、孔子、孟子、荀子、韩非、李斯以后诞生的又一个伟大思想家。在贾谊人生 33 年的生涯中，以思想家的政治敏感对西汉政权进行了顶层的设计。他的这些顶层设计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权的巩固，也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西汉史学家刘向对贾谊的评价说：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后世虽有人对贾谊多所褒颂，但其客观性过刘向者不多。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贾谊在完善早期君主封建政治体制方面的思想和贡献，以突显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理论思想家及其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一、贾谊对封建社会的顶层设计

伟大的时代，需要产生伟大的人物。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世称贾太傅、贾长沙，亦称贾生，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曾受学于李斯的学生吴公和荀况的学生张苍。他在出任博士、太中大夫后，满怀政治热情，从西汉初期的实际出发 ，对国事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建议。贾谊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贾谊》五十八篇、《五曹官制》五篇、《贾谊赋》七篇。

《崇文总目》记载，《贾子》“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现在留存下来的贾谊著作仅有《新书》五十八篇（其中两篇有录无书）、赋五篇、疏七篇。贾谊有关封建社会顶层设计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这些著述当中。

1、主张强化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

西汉初期由于分封制的实行，诸侯国林立，逐渐对中央政权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贾谊“稽之天地，验之古今”，认为实行分封，只能使国家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既不利于国家的统治，也不利于人民安定的生活，因此明确提出了实行皇帝高度集权的政治主张。在《藩伤》篇中贾谊尖锐指出：“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镆铘而予射子，自祸必矣。”他认识到分封制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而诸侯王反叛的规律是强者先反。同时他认为诸侯王反叛绝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分封制这种政治制度造成的。各级臣民要绝对服从皇帝的统治，自觉维护皇帝的权威，实行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要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天下诸侯“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在《阶级》篇中贾谊进一步指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 ，廉远地则堂高 ，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不过，贾谊主张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和秦王朝的皇帝独裁专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曾借周公的话指出：“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这样看来，贾谊提倡加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不同于秦始皇的家天下统治，而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西欧早期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他又认为一旦人们选举了自已的君主，那就要服从君主的旨意而不能随意反对。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认为封建中央专制较之分封制，由于权力难于制约，容易出现专权和腐败，但是较之分封制容易出现战乱和动荡，利仍然大于弊。王夫之的评价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相对合理性，也是贾谊为什么在西汉初期分封诸侯国盛行时，力主消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原因。

2、严格等级制度，维护封建特权

西汉建立初期，由于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尽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由于管理松驰，人们言行无序，礼仪败坏，纲纪不分，这除了威胁皇帝的权威外，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公元前 179 年，贾谊到中央任博士后敏锐地发现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俗激》篇中指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贾谊还形象地指出纲纪败坏的结果便是“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他认为只有别贵贱，明尊卑，严格等级制度，规定各级人员的权力和穿衣、车马、服饰的配制，严格其可以施放的号令，这样才能使上下有序、尊卑分明，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责，各行其职，各安其位。贾谊还对当时诸侯王享受和皇帝一样的待遇，执行一样法令，穿着同样衣服，坐着同一等级的车與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皇帝权威最大的威胁和挑战，也是诸侯王扩充实力、抗衡中央进行反叛最有利的温床。为了解决等级制度混乱的现象，贾谊在《容经》里对人们的志、容、视、言、立、坐、行、趋、跪、拜等都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对各级人员的职责和行动更做出了严格的规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社会进行有序的管理，使社会有序地运行。贾谊提倡的等级制度虽然带一定阶级的局限性，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但对当时处于上升期的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无疑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3、重视“礼义”教化，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

战国以后，社会上强权政治盛行，法家急功近利的思想日益严重。人们以得权者为尊 ，取富者为荣 ，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汉政权建立后，由于缺乏积极有为的治理和思想上的教化，社会风气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贾谊在《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中指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贾谊认为“攻守之势异也”，原先夺取政权的攻势已经变为巩固政权的守势，单纯的法制不行，放任自流、任其自然的黄老之术不行，必须从思想领域里重视“仁义”教化，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解决问题。贾谊在《礼》篇中指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他认为用礼义教化百姓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大家，所谓“仁人行其礼，则天下安而万理得矣”。他还认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 ，然后民劝之；民劝之 ，然后国丰富也”，就是看到了用礼义教化百姓对巩固政权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做到“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才能使人际关系和谐，真正达到“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的目的。贾谊主张用儒家礼仪思想教化百姓。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当时封建统治策略的重大转变。

4、实行重农抑商，重视农本经济

战国西汉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出现，但是使用仍不普遍，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地位。这样才能满足人们的衣食需求，使社会长治久安。贾谊从维护西汉政权的统治需要和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出发，呼吁实行农本政策的重要性。他在《无蓄》篇中指出：“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这里贾谊是从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们正常需求的角度来看待农本的重要性的。在《瑰玮》篇中贾谊还指出：“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 苦 民 而 民 益 乐 也 。”这里贾谊显然是从社会的道德风气严重影响威胁西汉政权统治来看待农 本 的 重 要 性 的 。 在《忧民》篇里，贾谊也尖锐地指出：“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壹雨尔，虑若更生。” 他的“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褥而下泪”“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其不仁兮”是从农民的现状和人性善的角度来说明实行农本的必要性的。贾谊汲取了儒家民本的观点，又汲取了法家农本思想的精华，使农本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本基础。

为了发展农业，贾谊还自动请缨，向文帝自荐，和丞相、御史共筹农本大计以解决国家粮食贮备不足的问题。在《铜布》篇中，贾谊更把民间铸铜业看作是国家的大祸，指出：“铜布于下，釆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他还明确指出国家专利采铜铸钱的好处，“铜不布下 ，不得采铜 ，不得铸钱 ，则民返耕田矣。”对于一些权贵追求侈靡生活滥用民力雕文刻缕文绣锦刺之举，贾谊也极力反对。在《瑰玮》篇中，贾谊认为追求侈靡生活，是危害农本、危害国家政权的大害。他认为穿华丽衣服，过去一日可以做成的，现在需要数十日；过去衣饰可用一年的，现在只用半年就不能继续使用。这不仅加剧了人们追求华丽的生活的欲望，更是“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的主要原因。

二、贾谊封建社会顶层设计的特点

贾谊为西汉政权进行的这些顶层设计的构想，如政治上削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上推行“礼制”，严格等级制度；思想上推行“仁义”教化、和谐君民关系；经济上重农抑商、使民归本等一系列措施，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他对社会现实客观需要的反映，更是他思想理论前瞻性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这些设计方案明显具有以下特点：

政治上的前瞻性。汉文帝时期，由于社会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出来，一般执政者对此还熟视无睹，他们只顾及现实问题的处理，缺乏远见卓识的设计。贾谊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他丰富的知识和远见卓识，在社会矛盾处在萌芽状态时，见微知著，知近达远，对西汉政权和封建社会进行了顶层的设计。他的这些设计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盛行，汉初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那时儒家的礼治思想是不被统治者看好的。汉高祖刘邦不用儒生，甚至还曾有过把儒生帽子当尿器用的趣亊。贾谊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认识到国家的政治统治必须及时从单纯法治统治向以礼法兼治转变，说明了他决策眼光的高远。西汉初期分封诸侯国体制仍然存在，刘邦翦除异姓王仍继续分封同姓，希望通过分封同姓王来永固刘家天下。贾谊认为异姓王会反，同姓王同样会反，这是分封制这种体制决定的，而不是个人品德决定的。他的这些政治上的前瞻性认识在当时是少有人能及的。

思想上的包容性。贾谊对西汉政权的顶层设计，思想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我们知道，“礼乐制度”最早是周公提出并付诸社会实践的，“仁”和“仁政”是孔孟较早提出的治世理念，高度的中央集权是法家的统治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贾谊的首创，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看到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取之所长；也看到各家思想中的糟粕，弃之所短，把他们思想中的精华进行有机的整合，从而形成了一个适用封建社会统治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历史上，有人说贾谊是法家，有人说他是儒家，也有人说他是杂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思想上的包容性。如在对西汉政权的顶层设计中，他主张周公礼制的等级制度，主张孔孟的仁义思想，主张法家高度的中央集权，提倡墨子的兼爱观念，这应该是很好的证明。

制度上的创新性。贾谊除了汲取原有制度的合理内核外，并且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在继承上有所创新。如在剪除分封诸侯国，加强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的中央集权时，根据同姓王客观存在的亊实，不是釆取简单的武力措施，而是提出“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表面上是实行礼义，使刘姓子孙各受封国，享受和嫡长子同样的侯国待遇，实际上则使刘姓的侯国越来越小，权力越来越弱，到后来完全失去和中央抗衡的能力，最终达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自然过渡中自行自灭的结果。我们知道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而到他一代时已经沦落为卖草鞋的，不能不说和贾谊的政治设计有着一定的关系。又如，贾谊倡导的对国家垄断冶铜铸钱的政策，对国家的经济稳定在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贾谊除了对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经济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外，在外交和民族政策方面也进行了政治上的设想，提出了“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的思想，对后世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贾谊对西汉社会治理的思想和构建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贾谊顶层设计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贾谊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其丰富的知识和远见卓识，在社会矛盾刚处于萌芽状态时，见微知著，知近达远，对西汉政权和封建社会进行了顶层的设计。尽管贾谊的很多政治设想在汉文帝时，因为诸多原因，没有被完全接受，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他的这些设计大多被汉武帝所实施，并且也被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首先是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问题。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兵逼荥阳，最后虽然被周亚夫率军镇圧下去，但给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敲响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贾谊提出的削藩建议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实施的地步。汉武帝正是根据贾谊的政治谋略设计，采取果断措施，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削其力，使诸侯王的势力被瓜分的越来越小，逐渐失去了和中央抗衡的能力。刘邦的大多数后代到东汉后期都过渡为一般平民，再没有出现诸侯王对中央形成威胁的情况，不能不说和贾谊的这种政治顶层设计有关。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随、唐、五代十国、两宋、夏、金、辽、元、明、清，基本上没有出现分封侯国的叛乱问题，充分证明贾谊汲取秦朝法家思想，加强中央集权消灭分封制的构架设计是符合中国封建历史实际的。

其次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问题。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天命观和封建等级制度结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取消了诸侯“自作阶”的权力，由皇帝制定各种等级制度。贾谊的政治构建更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实践所证明。董仲舒认为天上有日、月、星，地上则有君、臣、民，皇帝则是天的儿子，所以称“天子”，君权神授。封建等级的神圣化，对于愚昧朴实很难受到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大民众来讲，除了附加了更多迷信色彩外，也进一步麻痺了人们的思想。贾谊在《阶级》篇中说：“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在这样观念的教化下，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定程度上也稳定了封建社会的统治。

再次在儒家教化思想方面。贾谊提出的“仁爱”思想虽然是孔孟“仁义”和“仁政”思想的反映，但是其和孔孟的儒家思想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把“仁义”单纯作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理想社会治理美好的境界。贾谊则认为“礼治”和“法治”一样，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芒刃和斤斧。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贾谊“礼治“思想的延深；而他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也正是对贾谊“礼治”思想在社会治理上的实践。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经以后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佛教思想的传入，西汉至唐漫长岁月出现过道教思想的渗入，两宋时期出现过程朱“理学”的改创，明朝时期出现过王阳明“心学”的增补，但始终都没有摆脱儒家“礼义“治国的主线。这也有力证明了贾谊在西汉初期对封建社会思想领域顶层没计的深远影响。

最后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贾谊主张重农抑商，国家专控冶铜和铸钱的经济构建，也长期作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造就了贾谊所说的“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的局面，但这种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较之过去农奴制的生产方式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融合剂，是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社会生活需求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內部，虽然也有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不可能占主导地位，并且一直是从属于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从汉文帝亲身躬耕到康熙鼓励北方培植种植水稻，无不显示出当权者对农业的重视。农业稳民心稳，民心稳则政权稳。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每一的大的农民起义，无不因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正常的生产难以为继，人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社会矛盾发展到难以调和的程度而引起的。相反每一个存在较长的封建王朝，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社会较好发展，经济比较繁盛，也大都以农业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为前提。这些事实说明，贾谊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的，并对中国封建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贾谊思想里有着一定的忠君愚民意识，但是他对历史经验的精准总结，前瞻性的政治判断，勇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他的一些治世理念，仍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历史亊实证明，贾谊无愧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层设计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