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状元张謇是南通大学创始人，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指出：“张謇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他希望“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士负国家之责”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是张謇一生最鲜明的精神特质。

张謇生活的时代，外有列强欺辱，内则弊乱丛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的大背景决定了个人命运的底色，张謇的一生，如同那个动荡的社会一样，也可谓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可贵的是，张謇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随波逐流，而是洁身自好，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极力地去做实事，在南通一隅，努力构建他称之为“新世界雏形”的理想社会。

张謇以“舍身喂虎”的气概经营实业，为地方自治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1895年，张謇得知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有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办厂经商的条款，十分愤慨。他当即接受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着手在家乡通州兴办大生纱厂，试图与日本商人一争高下。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大生纱厂在渡过创业初期的难关后连年盈利，仅1913年大生两厂合计利润就达到了 380万两，创下了历史最高。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厂利润共计达到1000多万两。与此同时，张謇大手笔构建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创办了复兴面粉厂、资生铁冶厂、广生油厂、肥皂厂、造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张謇起而行之，用兴办实业的壮举广开利源堵塞漏卮，反对西方列强经济侵略，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的情怀与担当。

张謇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大力提倡和兴办各类教育事业。张謇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开启民智、唤醒民心、培养高素质国民。他提出“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将教育和实业作为救国强民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强调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伴随张謇实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利润效益的不断增加，他对新式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多。1902年，张謇兴建了我国最早的私立通州师范学校。他从南通的实际出发，精心构建了从蒙学（学前教育）到大学的早期现代大教育体系，创办了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医学学校等370多所各类学校，办学层次之多维、种类之繁盛、体系之健全，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张謇在办学过程中，把爱国教育放在学校课程体系的主导地位，主张“今日迫切的教育就是救亡图强教育”，要求各学校应全面倡导爱国教育，并要求所办学校在伦理道德和历史国文等科目中充分体现这一思想。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真正体现了他追求民族兴盛、国家强大、家乡振兴的赤子之心和桑梓之情。

张謇提出“弥缝不及，惟赖慈善”的慈善理念，构建了完整的慈善实践体系和思想体系。张謇经营地方自治的20多年间，先后投入巨资创办了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残废院、盲哑学校等20多类慈善机构，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慈善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也正是因为如此，张謇被称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謇的慈善理念先进而前卫，认为慈善公益事业在地方自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关乎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国家政治稳定。与同时代的其他慈善家资金主要通过公开募集筹得不同，张謇慈善资金主要来自自身企业利润和个人亲友的捐助。遇到资金紧张时，张謇不得不卖字加以补助。从1908年到1924年的16年间，张謇在各种报刊上刊登鬻字广告12起，足见其对慈善事业的坚毅和执着。张謇突破传统的慈善概念，将教育、公益与慈善有机结合，将慈善从传统的以救济目标向消除贫穷、推进教育、增进健康、推进艺术文化科学的进步等“增进人民幸福感”方面拓展，体现了张謇“造福乡梓”的深厚民生情怀。

张謇有一句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他的一生都在拼命，前半生拼命读书，发奋学习，孜孜不倦，直至高中“状元”；后半生拼命做事，追求事业，不折不挠，初步构建了自己理想世界的雏形。他不计个人得失，埋头实干，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以荧烛之光给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以榜样的光亮，让南通这座无名的小城，一夜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被当代两院院士吴良镛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城”。张謇“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在当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