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我就极其贪恋被肯定的感觉，焦灼地渴望被肯定。这肯定有时是他人淡淡的一瞥，一句随意又夸张的褒奖，甚至一个难以揪出真诚的微笑。即使很不愉快，就像双手被塞进又小又紧的塑胶手套，可是我情愿为之努力。最微不足道的肯定，对我来说也很重大，似乎这就是聚光灯下我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的意义在肯定的覆盖下熠熠生辉，但是疲惫与烦躁又不断抓挠着我的太阳穴，尖声叫着指出我的错误。就像逼迫自己参加一场又一场倍感煎熬的晚宴，时刻在嬉笑的人群中游转，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脸孔。

克拉丽莎决心为理查德操办一场庆祝晚宴，足足邀请了六十个人。她为他买了花，督促他吃药，但是理查德在她的眼前坠楼自杀，这场失去主人公的晚宴她依旧要参加。劳拉决心为丈夫的生日派对准备一块蛋糕，但“即便是这样的简单，仍旧无法做好”，焦灼如洪流倾涌进她的颅骨，做好的蛋糕被倒进了垃圾桶，她得赶在派对前再做一个。伍尔夫决心离开里士满，她痛苦地预感着下一次精神的崩溃，丈夫的不断劝阻与周遭环境带来的不适使得勉强的平静又化为无规则的震动，她被要求必须要听医生的话。在这一时刻，不同时代的三位女性都为必须参加的一场场 “晚宴”而感到痛苦，这场“晚宴”就像是她们为获得世俗肯定而咬牙配合的一场演出，以证明“她”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渴望肯定，实际上是对约定俗成的价值评价体系的追随与服从。对于劳拉，她是妻子，也是母亲，她被希望成为一个勤劳而麻利的家庭主妇，这似乎是她被设计好的角色，这是劳拉不得不参加的晚宴。对于伍尔夫，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于是她的生活被要求、被限制，在她看来，医生的掌控超出了应有的治疗范围，但是温驯的听从似乎是她应该遵守的价值要求，这是伍尔夫不得不参加的晚宴。

我与屏幕里三双忧虑的眼睛对视，紧盯着她们涌出的泪水，就像一座座溃泄的堤坝。眼泪似乎一直被定义为懦弱的象征物，于是人在哭泣时总伴随着难以克服的羞愧感，抽抽嗒嗒的，连仰头大哭的自由也被压抑了。现在我倒觉得，眼泪是决心抗争前淌出的温柔。当劳拉踩过草坪走向汽车时，她背对着儿子无声地哭泣；当伍尔夫送别姐姐后独自站在客厅时，她悄然落泪，紧皱的眉头却舒展开来。平和而安静的眼泪积攒成涓流，恰好把她们与晚宴分割，促成一场场成功的逃离。

在同一时刻，伍尔夫在火车站台上发出坚持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怒吼；劳拉在生日派对后久坐在卫生间，暗自决定离开家庭，为自己而活；克拉丽莎毫不犹豫地倒掉了为理查德晚宴准备的龙虾。我的价值与意义绝不是只依靠聚光灯式投射的夸赞，绝不只是固定在某个范围里面被打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理应首先由我这一个体界定。与其追求价值体系下的肯定，不如听从内心最纯粹的笑声。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此后，我们不必再参加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