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知识产权学院

○石茂林（2022级法硕）学生记者 石心怡

编者按：悠悠万事，人才为重。近日，湖北省委政法委、湖北省人社厅、湖北省法学会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湖北省法学法律人才库的3个人才库首批入库人员名单。我校吴汉东、方世荣、刘茂林、姚莉4名教授入选湖北省首批法学名家。尤明青、刘大洪、向在胜、江河、何华、张德淼、陈实、陈柏峰、胡弘弘、段凡、秦小建、徐汉明、高利红、曹新明、戚建江、詹映16人入选湖北省法学法律专家库首批入库人员。于龙刚、刘杨、刘征峰、李栋、李俊、张宝、陈晓敏、胡东海、侯卓、袁中华、夏昊晗、徐小奔、黄志慧、黄美玲、谭冰霖15人入选湖北省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首批入库人员。35位教师入选湖北法学法律人才库，充分彰显学校雄厚的办学实力，充分彰显“双一流”建设成就。本报组织对法学名家和法学法律专家进行专访，将根据成稿进度不定期刊发。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更高水平法治智库建设，湖北省委政法委、省人社厅、省法学会联合开展法学名家、法学法律专家、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建库工作，吴汉东教授是首批入库的人员之一。吴汉东教授说，“我年过七旬，应该是这个人才库里年龄最大、从教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这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份荣光，但更是一份责任。湖北通过法学法律人才库的建设，旨在为法律人才的塑造和培养提供一个标杆。我们要思考如何为湖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吴汉东教授作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在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前沿问题探索和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重大突破，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和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汉东教授生于1951年1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新中国的历史画卷，跌宕起伏、史诗浩荡，又看吴汉东教授的奋斗图景，这一路同样兜兜转转、磕磕绊绊。他当过农民、邮递员、企业干部，再后来他找到了毕生所追求的事业———知识产权研究。到如今，从读书到教学，吴汉东教授与知识产权结伴同行已有四十余年。吴汉东教授曾笑称自己是“70后”，“时代变了，社会环境也变了，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追求。”苦中作乐、乐此不疲是这位老学者始终如一的人生信条、治学态度，即使七十年来几经辗转，他的初心未改。

这是一位建设者、一位法学大家、一位向导者。他是我国知识产权界的泰斗，是中南大的吴汉东教授。

在知产疆域里垦荒拓土

四十年来，吴汉东教授笔耕不辍，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片天地。吴汉东教授撰写的《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产权精要———制度创新与知识创新》、《知识产权总论》和《中国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这四部著作入选国家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是代表中国学术水准、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精品，以英、日、韩等国文字在国外权威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2008年中国知识产权年度最有影响力十大人物”

“2009年全球知识产权最具影响力50人”“中国版权事业终生成就者”，累累声誉和褒奖，是吴汉东教授为中国知识产权所作出的卓越功勋的见证。在这条路上，他耗费了一生心血，写白了满头黑发。蓦然回首，当初那块赤裸裸、空荡荡的知识产权学术空地，如今已初具大厦雏形，吴汉东教授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如今这位老先生已是从心之年，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对吴汉东教授来说，从心之年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吴汉东教授走得很是艰辛，他肩上的扁担两头挑着的，一个是治学，一个是教书。这两者对吴汉东教授来说是事业、热爱和追求，却也是沉甸甸的责任。但这个春天，却让学术的成果和后继者们遍布了中国知识产权领域这块广袤的土壤之上。

吴汉东教授说，“种过田，送过信，当过老师，做过校长。回望过去我最珍视、最喜爱的还是‘学者’”。在第二个春天里，老先生比过去更忙，他正忙着读书、忙着做研究，他是彻底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放进知识产权研究中去了。2020年，在疫情的强制“暂停键”中，吴汉东教授凭着抗疫精神在学术研究中继续开疆拓土。1月，重新修订并出版了《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吴汉东教授知识产权研究系列》；2月，因疫情滞留海南时，他连夜准备讲义，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问题》为主题开展“百万爱心直播募捐”活动，筹集善款二十余万元助力武汉抗疫；3月，他回到了武汉并开始闭门写书，几个月足不出户，在家伏案创作，一笔一划亲手完成110万字的书稿，这便是2021年吴汉东教授出版的首部独撰知识产权法教科书；6月，吴汉东教授发表了《专利间侵权的国际立法动向与中国制度选择》《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等高质量论文；9月，吴汉东教授在北京受领了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聘书；12月，吴汉东教授在“知识产权澳门论坛”发表了题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变革与中国应对”的主题演讲。

七十多岁的吴汉东教授，像那峭壁上傲然独立的青松，那股强劲的精气神让他在学术的“第二个春天”里不断迸发着新的生机。他在“厚积”，而且在“厚发”。吴汉东教授说道，“我的学术生涯还在继续，有幸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与所喜欢的职业合为一体，因而是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吴汉东教授还说到，“四十年来，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我的一生。首先是，‘以书为伴’，读书、教书、写书、不卖书；其次是，‘与法同行’，学法、讲法、参加立法、绝不犯法。我觉得这一辈子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事的职业和追求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无上的幸福和荣光。而作为一个老师，我的职责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服务。老师无非是三寸笔、三尺讲台、三千桃李。我的第二个学术生涯也已开始，我要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知识产权事业，对吴汉东教授而言，是人生之幸。而在中国知识产权的历史发展中，又何其有幸，有吴汉东教授这样一位学者在，一直在。

在历史浮沉中坎坷行进

“因为十年‘文革’大学停办，我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单位共青团的书记，然后考大学进入了校园。”每当吴汉东教授回忆起过往的求学经历时，总是感慨万千。

1968年，17岁的吴汉东初中毕业，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他来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落户。自此披星戴月务农耕，他成了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这是吴汉东那段时间每日的必修课。行走于田间地埂，栖身于农村陋室，风雨并未能摧残青年的脊梁，而少年的风骨却在黄土地的广袤和风雨的强劲中隐隐成形。闲暇之余，在田坎上、树荫下，在屋前矮凳上、房内木桌前，在日光下、月光里，还沾着些许泥土渣滓的手指，捻过一页页书页，吴汉东的思想在书中鲜活地跳跃着。

两年后，19岁的吴汉东获得机会进入襄樊邮电局，他成为了一名邮递员。他放下锄头，转身扛起了摞起来比他人还高的邮包信件，日子依旧在奔波劳碌和风吹日晒中度过。但对吴汉东来说，这份工作是一个莫大的机遇，因为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书籍和学问。他曾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人家喝咖啡、逛马路的时间，我是用来读书看报的”。夕阳渐下，彩霞铺满石子乡间小路，一个背着邮差包、推着邮差自行车的青年，单手拿着一份报纸，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那段路上留下了一个一个蹒跚的脚印，而细细看去，那脚印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知识的痕迹，在岁月的光影里摇曳生辉。

1977年，中央做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吴汉东的人生大事。他想要读书，他一定要读书。没有复习课本，没有考试范围，备考时间只剩不到两个月，这对吴汉东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能怎么办？只能向前看。那时的吴汉东凭着一腔孤勇，白天在邮电局正常上班，晚上就在宿舍挑灯夜战。但好在多年来的阅读习惯让他有了一定的文史知识储备，加上两个月没日没夜的苦读和准备，吴汉东教授最终凭借不错的语文、历史和政治成绩考入了湖北财经学院。这次，他轻轻地放下了肩上重重的的邮差包，又拍了拍裤腿上的泥渍、正了正胸前的衣襟，而后一把抓起书包扛上了背，把一本一本的书塞了进去———里面即将迎来知识的澎湃。

吴汉东教授曾笑称自己是“虽非大器，但也晚成”，考上大学时，他二十七岁。

自此，吴汉东走向学问、走向学术的大门才真正打开了。

在学问天地里乘风破浪

从求学问的“高龄”大学生，到做学问的法学大家，吴汉东教授的一生始终都在追求两个字———“学”和“法”。前一个是动词，后一个是名词。“学”是吴汉东教授的人生常态，他求学、治学更教学，从牙牙学语学起，学到两鬓微衰仍热情不移。而一个“法”字，是他的毕生事业，是他的荣誉勋章，是他早已揉进生命里的骨和肉。

虽以27的“高龄”上大学，吴汉东教授却在求学问上有着用不完的热情和精力。吴汉东教授曾介绍说，那时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50多个同学，个个求知若渴，都想把过去文革十年间攒的劲儿全使出来读书。王利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前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是吴汉东教授的本科同学。吴汉东教授回忆到，当年王利明教授为了报考研究生，就这么一个人、一支笔、一盏昏暗的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将借阅来的教材给完完整整地抄录了下来。黄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是吴汉东教授的另一位“战友”，他是吴汉东教授本科时期的室友。吴汉东教授感慨地说起，他成天拿着《新概念英语》不撒手，晚上寝室熄灯了，就去借路灯的光继续背。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弥足珍贵。时代的书页翻篇了，没了战火的喧嚣，吴汉东教授这一代学子终能安安心心地读书了。然而，压在他们肩上的责任却一点也不轻，踩在他们脚下的路却一点也算不上是坦途。重在，中国学问之前路；坎坷在，走哪条学问的路？又去探何方的路？能怎么办？只能向前看。

1982年大学毕业时，吴汉东教授已经32岁。他选择了留校任教，并在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门下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虽身在“曹营”，吴汉东教授却对民法学有着格外的热情。而后，在李静堂和罗玉珍两位民法学家的指导下，吴汉东教授练成了扎实的民法理论基础。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于中国知识产权而言，不可不谓是里程碑似的重大———技术作为商品形态的属性得到了首次明确的承认。恰如当年俄国十月革命，惊雷一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当吴汉东教授正躬身民法大地之上摸索学问之方向时，这决议就如一颗天降陨石，稳稳当当地砸在了他跟前。吴汉东教授顿感，知识、技术创新必能在新中国的前路上成就一番巨大的知识势力。于是，他脚一顿，大步朝着知识产权的学问研究方向去了。这一去，便是四十余年；这一去，一个青年便将毕生的热爱都投注了进去。

然而，那时的中国知识产权，尚且是“一穷二白”。置身于这个新型研究领域的学者少，所以说“一穷”；已有的知识产权研究理论或著作学说更少，是所谓“二白”。能怎么办？只能向前看。吴汉东教授撸起袖子，和当时的学术同仁们一起从头干。

1986年，吴汉东教授的硕士论文《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知识产权为研究对象，这是新中国第一篇知识产权硕士论文。1987年，在湖北财经学院知识产权教研室成立后不久，吴汉东教授又和同事闵锋合著出版了《知识产权法概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到了1991年，吴汉东教授已是“不惑之年”，但他学术上的精气神却仍像青松一般挺拔。为了更进一步，他选择考取了人大的博士研究生。那时，和吴汉东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后来也大都归于五湖四海，成了各个学术领域的前锋和建设者。这些同学当中，他们有的比吴汉东教授年长，像烟台大学的郭明瑞教授，也有的比较小，像人民大学的郭峰教授。曾经那群青年“白纸空空”求学问，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背上的书包早已装满了沉甸甸的知识。然而，他们还在求，孜孜不倦地求。读博的第二年，吴汉东教授去了美国求学问，他笑称那段经历是“洋插队”。“洋”倒也不是指洋气，只是与六十年代相比，插的队更远了点儿，带着铺的、盖的漂洋过海地去了美国。日子一样略微苦涩，但是这次插队手头拿的不是锄头，是新鲜的、广阔的、让人的思想热血澎湃的学问。吴汉东教授回忆说，那时只尽可能地去看书、做资料搜集，他要广泛地涉猎登上巨人的肩膀做研究。日子不一样的紧凑、有盼头。后来回国时，吴汉东教授什么也没带，就只带了一箱书。那箱书，不仅仅是一箱书，里面满载着吴汉东教授采撷回来的累累知识产权学术硕果。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须保持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先进性。中国正面临一个知识创新的时代，创新的世界需要一个发展创新的中国，而一个发展创新的中国需要一个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走向复兴的重要使命，需要我们所有的知识产权同仁为此做出努力。”这是吴汉东教授在2010年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所做的演讲。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历史的开头，总有心怀热忱之人负重前行。

在知识传递间心系学生

吴汉东教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南大人。27岁时，他提着简简单单几件行李，来到这座学府求学，从此踏上了知产研究的学术之路。如今从心之年，吴汉东教授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万千桃李、写下百卷学书。“中南大”对吴汉东教授而言，是起点，也是归宿。

在吴汉东教授来到中南大的一开始，而后又在他立于三尺讲台孜孜不倦地传经授道的漫长岁月里，吴汉东教授早已成为广大中南大师生心中求学、治学和教学的榜样。吴汉东教授说，“只有学生才是工作的目标所在，有了学生才有学校的活力，也才有我工作的动力。我从过去的‘东哥’，到昨天的‘东叔’，明天也许会成为‘东爷’，作为老师，应该永远和学生的心连在一起。”

曾记得，他说过，“要树立远大目标。有目标，才有方向，才有动力。要勤奋学习，不断进取。要成大气候、大事业，个人努力就非常重要。”也曾记得，他说过，“方向比想象更重要，见识比知识更重要，成才比成绩更重要，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全面的人，有完整人格的人。”还曾记得，他说过：“我们中南大人，也应当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那就是‘中南梦’。在这个‘中南梦’里，祖国更强盛、学校更出色、个人更优秀，每一个中南大人都与我们日渐富强的祖国、日趋文明的社会、日益幸福的国民一道，带着我们的坚定信念与美好梦想不断前行，同心协力，实干兴邦，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复兴梦。”这些年来，一个个“中南梦”从中南大的怀抱里孕育成长，去往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对学子来说，吴汉东教授是人生篇章中的学术楷模，更是青年精神的向导。他向学子传递着学术的火种子，更传递着中国代代相承的青年精神。诚如是“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他说过，“吾身虽瘦，以肥中南”；他说过，“衣带渐宽，无怨无悔”；

他说过，“吾身将老，老为中南”。他是中国知识产权界的泰斗、中南大前校长、吴汉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