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师从冯友兰先生嫡传蒙培元先生。山东大学二级教授、特聘教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玉顺教授学术成就突出，在ContemporaryChinese Thought、《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史哲》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140多篇；出版著作30余部。黄玉顺教授创立了当代儒学重要学派“生活儒学”，开创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最新研究领域“中国正义论”，推动了儒学重大研究方向“儒学现代化”。

　　“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精神十分相似。”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上如是说。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更是表示，要用儒家文化来解决当今世界的全球性、国际性的问题。9月26日至28日，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发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尼山强音。
　　著名儒家学者黄玉顺教授出席分论坛“尼山世界儒学高峰论坛”，并在闭幕式作学术总结。2004年以来，黄玉顺建构了“生活儒学”体系。2016年，“生活儒学”形而下学层级的代表性著作《中国正义论的重建》英文版发行，全书立足原典儒学诠释当今世界的人类正义论建构，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声音”（Voicefrom the East）。近日，本报记者专访黄玉顺，听他讲述“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的要义，听他用儒学现代化回应时代之问。

儒学与生活：回归大本大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到儒学领域，“生活儒学”就是黄玉顺对原典儒学进行理论转化创新的成果。“生活儒学”倡导儒学“面向生活”，意在发掘原典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观念，建构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
　　“生活”是生活儒学最本源、最关键的一个观念。黄玉顺认为，儒学并不是儒学家头脑中的突发奇想，而是源于他们的生活感悟，即是源于生活的。但生活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故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儒学。黄玉顺敏锐地发觉，孔孟之后（自汉儒直至现代新儒学），儒学理论体系被架构为“形上—形下”的二级模式，遗忘了先行于这种存在者的、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因此，作为儒学的一种现代理论形态，生活儒学就是要突破“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在生活的本源上重建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理论形态，由此形成“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三级架构。这三个观念层级分别是：存在层级或生活层级的生活感悟、形而上存在者层级的本体论建构“变易本体论”、形而下存在者层级的伦理学建构“中国正义论”。
　　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并非存在者化的“生命”或“生命存在”，而是黄玉顺在批判和超越了海德格尔“存在”观念之后得出的“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黄玉顺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了“生”“活”的本义：“生”由“土”和“屮”组成，“土”指大地，“屮”指草木刚刚发芽的样子，“生”就是“草木生长在大地上”；“活”是形声字，“舌”为声符而无意义，“水”才是义符，《说文解字》解释为“活，水流声”。远古先民在谈论“生”“活”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人本身，而是草木生长、活水流动。黄玉顺指出，远古先民并没有把“人”与“草木”截然区分开，这意味着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人与草木尚未存在，即“生活”不是存在者的生活，而是先于任何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在今天，这其实是一种很前沿的观念：‘共在’或‘共同生活’。‘生’字透露出来的古老观念，其实正是20世纪以来我们所讨论的一个最前沿的观念。所以我有一个说法，‘最远的就是最近的’。”
　　这样的“生活”为何还是“儒学”的呢？黄玉顺解释，这种“前存在者”的观念是“浑沌”的，不能用理性的语言来分析，只能用诗性的语言进行描述。这种人与万物浑然共在的生活感悟，主要指生活情感，也就是说：情感即生活，生活即情感。原典儒学从生活情感出发，得出了“仁爱”的核心思想，“仁爱”就是基本的生活情感，甚至就是“存在本身”。这种生活情感的存在，在儒学里面就是大本大源，所以，儒家的本源性观念可以表述为“爱，所以在”。“真正的儒学用‘仁爱’来解释一切，仁爱、情感、生活、存在都是一回事，是大本大源的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儒学’中的‘生活’。”黄玉顺如是说。

儒学与现代化：“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黄玉顺认为，儒学确实遇到了一个困境：传统的帝国儒学强调以“三纲”为核心的社会规范，这在本质上否认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的诉求必须摒弃传统的帝国儒学。传统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成为了黄玉顺研究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要把古代儒学运用到现代生活中来，首要前提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回归原典儒学，把‘前现代’儒学转化为‘现代性’儒学。”黄玉顺认为，儒学可以应用于现代生活，但首先要追问这是什么样的儒学；生活儒学就是要建构一套符合当下文明发展的现代儒学体系，也就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生产发展，现代文明更是一个以科学技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解决现代问题的关键是回答好儒家的“义利之辨”问题。对此，黄玉顺谈道：“很多人把儒家的‘义利之辨’理解为‘义和利的对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孔孟的著述中我们都能看到，儒家并不否认私利。更为重要的是，私利和公利之间不仅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恰恰相反，公利是由私利延伸出来的。”黄玉顺指出，这是儒家“推扩”思想的表现，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样的道理，将私利向外推扩、普遍化，便延伸出了公利。
　　关于“义利之辨”的看法，在黄玉顺的“中国正义论”中有更为系统的论述。黄玉顺认为，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处处传达着西方的正义论观念，中国的正义论处于一种空白状态，源远流长的儒家“义”观念一直被忽视。故而，必须重提“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既是一种地域性的学说，更是一种普适性的正义诉求，是儒学“义”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黄玉顺谈到，中国正义论重建了儒家关于古今中外群体生活所需要的规范体系的一套原理，涵盖七个理论环节，主要包括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正当性原则的核心内涵是“仁爱”。儒家用“仁爱”来阐释一切，但是儒家的仁爱观包括两个维度：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黄玉顺引用《礼记》中的这句话解释道：“在私人领域，差等之爱掩盖了一体之仁；在公共领域，一体之仁断绝了差等之爱。这两个层面都是合理的，但是应用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黄玉顺认为，在儒家看来，利益冲突触发了正义问题，而利益冲突来自仁爱中的差等之爱；中国正义论要解决群体生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要用仁爱中的一体之仁加以解决。“所以说，仁爱既为善买单，也为恶买单。”黄玉顺如是说。由私利推扩为公利，将差等之爱普遍化为一体之仁，是儒家解决利益冲突的仁爱之途。

儒学与世界：建构文化新秩序

       安乐哲认为，儒学是世界的。黄玉顺赞同这一观点，也期待“世界儒学”的诞生。但与此同时，黄玉顺强调，他所谓的“世界儒学”指的是“世界性的儒学”，它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都不能与任何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捆绑在一起，而是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思想，这样的儒学一定是经过自我变革的儒学。
　　儒学是讲求和谐共生的学问，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并不乐观，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任重道远。“尽管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阵‘儒学热’，但就国际形势而言，是否说明世界并未真正接受以和谐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面对记者的这个提问，黄玉顺坦然笑道：“不仅世界上，很多中国人都没有真正理解、接受儒学。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用儒家文化来指引人类走上和平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前提仍然是紧紧抓住‘两创’，即适用于现代生活的儒学一定是经过自我变革的儒学，它自身必须具有满足时代需要、获得世界认可的价值观念。”
　　在《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自我变革》一文中，黄玉顺论述了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世界儒学的基本内容，揭示了这一理论系统对于建构世界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意义。黄玉顺指出，“仁”是仁爱精神，“义”是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它们是普遍的理念，无需变革。“礼”是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乐”是在礼的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形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所以它们是需要变革的。黄玉顺认为，这样的“仁—义—礼—乐”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具有普适价值，是建构世界文化新秩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9月26日至28日举行的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为主题，举办了13个平行分论坛、45场对话交流和展示体验等活动，1600余位中外嘉宾与会。黄玉顺在“尼山世界儒学高峰论坛”的学术总结中谈及，“‘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论题，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其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是‘文明交流互鉴’。通过文明对话，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才能‘共在’，即‘共同生活’。”（杨佳 宋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