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渊明所描述的桃花源中，一群既不知有汉、更不知魏晋更迭、离世隐居六百余年的秦人，他们的服饰穿着为什么会和桃花源外的晋人相似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多有讨论，学者们也相继给出不同见解。

历史学院教授纳春英在其所著《襦服深衣：桃花源里的平民社会与服饰》一文中，利用平民服饰资料，从古代服饰史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秦晋时期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如耕地面积，桑、麻的种植技术以及丝、麻的亩产量等，这也就导致了生产技术，尤其是纺织技术在当时没有突破性进展。再次，人类社会虽然为服装赋予了很多文化意义，但归根结底服装最基本的服务对象是人体，人体的生理特性决定了服装最基本的形态。再加上经济条件和劳动本身的制约，不管在今人看来这种情况有多么不可思议，历史真相就是如此，不能用贵族求新求异的时尚变化来看待平民的生活。

纳春英在服饰史研究领域里深耕三十余载，成果颇多，其中关于隋唐服饰史的论文已有数十篇。今春，纳春英出版了她的第二部服饰史专著———《隋唐平民服饰研究》，该书前后准备时间不下十年，是长期持续研究的结晶。在原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减修改的内容超过10万字，从而使总体结构更趋合理；在资料收集上更是花费大量心力，收集一手资料的同时，也参考和借鉴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如她的博士导师杜文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叹：“可谓十年磨一剑，是非常不易的。”

“皮肤是人类的生理皮肤，而服装是人类的社会皮肤。”隋唐物质文化，上承六朝之余绪，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隋唐平民服饰研究》对于理解汉魏六朝以及宋明各代的平民服饰文化发展有着积极的贯通和借鉴作用，是学界内第一部运用“整体史”研究思路、自下而上讨论古代平民服饰的专著。

对于平民研究，纳春英认为，支撑历史延续、人类繁衍下去的，正是庞大如金字塔底座一般的普通人在面对历史突变时的坚韧和淡定，“我们通常所见的历史，仅仅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社会上层生活，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平民百姓究竟如何生活？他们的历史存在感该以何种方式体现？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却因没有书写历史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历史存在感。”正是对历史上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同感与同情，促使她选择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来完成自己的研究，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种类。

作为女学者，纳春英以独特且细腻的感知与笔触，带着具体又超越的现实关怀，除了采用传统的考据法外，也注重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在书中不仅细致全面地讨论了隋唐平民日常服饰的款式、面料、色彩，还开创性地讨论了平民的人生仪礼如冠、婚、丧礼的礼服，而且深入地剖析了唐代女装袒露现象、平民生存状态、置装成本、服饰禁忌等问题。更难得的是，全书图文并茂。

“在没有更多物质财富可以用来区分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中古时代，服饰的符号性和表意功能较之今天更加全面和深刻，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极其强大，关涉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春英解释说，“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不仅要对历史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把握，还要宏观融合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社会风俗等，发掘其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所承担的功能等。”

在纳春英看来，做任何学问，尤其是历史研究，好奇心和想象力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还要伴随着大量的阅读。大量阅读不仅带给曾经的纳春英对于更广大世界的向往，同时也为她日后做隋唐史和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埋下了纵横扎根的种子。

“要理解一个朝代，还要了解它之前的朝代。”纳春英说，在做隋唐的礼服研究时，得先把周代的礼制搞清楚，《周礼》与《仪礼》、《礼记》并列“三礼”，对后世政治制度、官制设置等内容影响很大，另外上古的文字与现当代文字的读音和写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但这些问题都要克服，这样才有可能做好隋唐代历史发展的研究。”

回过头来看，青年时之所以选择历史专业，因为自己对“人”很感兴趣，而“历史，又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但当纳春英再前进一步，叩开“古代服饰史”这一细分领域的门，又走了一条在当时看来并不是那么宽阔平坦的路。

她介绍，从历史背景来看，除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诸国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有如同中国古代服饰一般内容庞杂、体系完整、制度严格、演变过程复杂的服饰系统；从学科发展来看，尽管服饰史研究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并不算新事物，但服饰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仍然只能算旁支，与服饰在古代文明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极不相称。

早在2009年，纳春英就已出版《唐代服饰时尚》。该书以时尚变化为线索，分述不同社会层次的唐代女性与男性在时尚影响之下的服饰变化。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室主任的黄正建给予高度评价：“关于唐朝服饰的专门著作还不多，基本是研究服饰史和艺术史的学者撰写的，真正由研究唐史的学者来撰写的唐朝服饰史专著，如果有，这本书就是第一部了。”

治学三十余载，如今的她依旧怀着“纳氏风格”的敬畏和谦卑。搜集到的资料，要经过“二重”、“三重”甚至“多重”的严谨考据后，才能被用作支撑论点的可靠依据。她严词：“历史研究怕虚假、怕空洞，也忌讳泛泛之谈。研究历史，应该有观点、有证据，也要有辞藻。”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和频繁的文物考察过程中，纳春英以《旧唐书·舆服志》和《新唐书·车服志》为经，以唐代政书、类书、笔记小说等为纬，收集敦煌吐蕃文书、新出的隋唐墓道壁画、墓志、墓佣等材料，共计160余种。

做学问的辛苦和孤独，同时也伴随着向真理前进一寸又一寸的明朗和从历史教学中源源而来的乐趣与纯粹。对于教师这一身份，纳春英先是半开玩笑地说：“天地君亲师，我还排第五呢！”随后又带着严肃：“学问是神圣的，教师职业亦是。”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她经常采用快问快答的教学方式，在提高学生思维灵敏度的同时，也能更有针对性地纠正思维偏差。特别地，她把刺绣实践带入《中国古代服饰史》的课堂，“刺绣实践，不仅仅是单纯地讲解技艺，更多的是一种在一针一线间的文化传承和历史体验。”

“明媚大方、精神矍烁、博学多识、谦和自信、严于律己、真挚坦率、温文尔雅似幽兰，”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刘莉（现2022级博士研究生）说：“人生有幸遇吾师，纳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榜样，激励着我砥砺前行。”跟随纳春英读硕士期间，纳春英经常提醒她：学术立论要慎重，一字一句都要斟酌，要对自己发表过的学术观点一辈子负责。令刘莉和同门感触颇深的是纳春英对大家学术研究之路的督促与关心，她常说：“我不会无故打扰你们，但欢迎你们随时打扰我。”

行走于这条 “一指”宽的服饰史幽径，纳春英耕耘的桃花源已绵延数 “千里”。谈起她的导师杜文玉，“古稀之年，仍然思维活跃，研究热情不输青年学者，始终坚持在学术研究前线。”老先生的治学之风也一直深深感染着纳春英，正如处于知命之年的她所说的：“我接下来要做的事，还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