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走出去”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具有完全必要性，也具有现实可行性。近年来，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走出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不同模式和特点。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北工院)乘势而为，探索实践“政校行企”协同的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路径，努力构建海外办学新模式。介绍北工院“走出去”工作的经验和成效，以期对职业院校“走出去”有所启发与借鉴；同时，简要分析职业教育“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是我国职业教育在新时期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教育不断对外开放赋予职业教育的时代使命。

1.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必要性

第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结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企业1.1万家，中资企业雇佣外方员工人数占企业员工总数的60%。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培养“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生产经营急需、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是“一带一路”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时代要求，中国职业教育迎来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第二，是构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的内在要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真正实现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和发展共同体建设，关键是帮助沿线国家改善民生，根本在于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孔子学院作为当前推进力度较大的教育和文化对外交流的“软联通”载体，在遇到一些影响其发展的不利情况下，亟须拓展职业教育等新的职能。相比较，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发展越来越被广泛认可并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2021年，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关于应对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风险的提案》中，鼓励国内职业教育机构、中资企业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走出去”融合发展。职业教育“走出去”，为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载体。

第三，是提升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客观要求。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要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主动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扩大高职院校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构建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2.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可行性

第一，有国家政策支持。国家密集出台政策助推职业教育“走出去”，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例如：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要加强职业学校与境外中资企业合作。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

第二，有人才培养需求。近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常态，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产能与经贸合作。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教发展不均衡，难以支撑产业一线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当地雇员中文能力有限，与中国企业文化融合困难，制约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1]。在此背景下，作为与经济社会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能更有效地服务民生，尤其在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关乎就业和生存。因此，培养一批懂技术、会中文的复合型人才既可以提高其在当地劳动市场的竞争力，又可以解决中资企业人才需求的问题，改善民生，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

第三，有职业教育优势。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走出去”奠定了基础，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职教适应性不断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构建，职业教育办学实力稳步提升。近年来，通过“示范校”“双高”建设的引导，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优秀职业院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人才培养质量、产教融合等方面形成明显优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学生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第四，有自身发展动力。职业教育“走出去”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升国际化影响是职业院校内在发展要求，也是职业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职业院校参与了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了专业标准落地，培养了一批适应中资企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客观上提升了国内院校教师国际化视野，促进了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北工院与行业企业以及国内兄弟院校加强合作，探索出“四方联动、标准引领、语技融合”的海外办学新路径，“政府、学校、行业、企业” 四方抱团出海，风险共担、资源共享，有效规避现有“走出去”模式的不足，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开辟了新路径。

1.四方联动，开创“政校行企”海外办学新模式

政府、企业、行业、学校四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探索出“政府引路、企业探路、行业铺路、学校创路”的“四路工程”，开创了“校校—校企”抱团出海的职业教育“走出去”新模式。其中，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支持；学校提供教学资源，组织具体实施；行业负责组织协调，整合多方资源；“走出去”企业提供综合保障，奠定办学基础。

第一，建成中国在海外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职业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经赞比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局(TEVETA)批准，在中赞两国政府及企业等见证下，中国在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实施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中赞职院)在赞比亚卢安夏市挂牌成立。北工院承担中赞职院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珠宝设计与加工专业两个分院的建设。中赞职院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我国职业院校在海外独自创办的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学院，开启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新篇章。

第二，建成全国首家职业教育型孔子课堂。2019年，北工院(中方院校)与中赞职院(外方院校)联合创办了中国首所职业教育型孔子课堂，服务“走出去”中资企业和当地社会，以技术技能培训为切入点开展工业汉语、通用汉语、汉语言文化培训，走出了一条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道路，探索出了“中文+职业技能”国际化发展新模式。

2.标准引领，实现中国职业教育海外本土化

海外办学，标准先行。根据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结合海外办学所在国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受教育者素质、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组建中外联合开发团队，标准引领，实现中国职教海外本土化发展。

第一，形成具有“国际理念、中国元素、海外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标准。通过借鉴国外先进职教模式，结合海外企业岗位需求，由我国与赞方教学管理人员、企业相关人员组成的“中赞联合”开发团队，深入研究中赞文化、赞比亚职教体系、英语思维下赞比亚职教教学模式，将中国职业教育理念本地化，形成具有“国际理念、中国元素、海外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专业标准，形成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发专业标准的新范式。

第二，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首次进入其他主权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在“中赞联合”开发团队的努力下，北工院共开发14项国际人才培养方案和53项双语课程标准，其中2项专业标准(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珠宝设计与加工)和37项课程标准已纳入赞比亚国民教育体系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中，标志着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首次进入其他主权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填补赞比亚相关专业国家标准空白。

3.语技融合，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撑

语技融合是职业教育“走出去”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同时语技融合既要求在海外人才培养过程中语言和技能的同步发展，又要求国内专业师资的语言教学素养提升。在海外人才培养上，依托“一学院、一课堂、二基地、三中心”(即中赞职院，孔子课堂，“中文+职业技能”基地、“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地，有色赞比亚培训中心、国开赞比亚学习中心、中法能效中心)，利用“中文联盟”、职业教育国际在线、超星等云平台，创建“国内国外双战线、线上线下双渠道、语言技能双融合”人才培养新途径，培养高素质、本土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在国内师资培养上创新培养“能上讲台、能下车间、会教中文”集“专业讲师、工程师、中文讲师”于一身的复合型国内师资。

第一，建成全国高职首家“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工院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共建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实践与研究基地正式启动。通过这一平台，发挥“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智库作用，吸引行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多方参与，开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共同开展“中文+职业技能”的交流和合作。截至2021年底，已有53名教师参加国际汉语师资专班学习，22名教师获取国际中文教师资格证，兼具“专业教学、技能培训、国际中文教育”能力的复合型国际化师资队伍初步成型。

1.职业教育“走出去”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政府部门协同机制有待加强。一是教育部门内部缺乏协调机制，尚未将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类型纳入相关教育国际化发展政策体系，如中国政府奖学金类别中没有针对职业教育设置的奖学金，国家教育对外援助项目中也未涉及职业教育。二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缺乏政策协同推进机制。目前，职业教育“引进来”“走出去”均未能纳入国家外交、发改、财政、商务、文化的工作体系中，导致无法得到国家较高层面的政策支持，在人员出入境、固定资产海外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障碍[4]。

第二，海外办学面临办学经费困难。一是学费收入无法支撑学校正常运营。由于海外办学国家经济落后，民众难以承担较大的教育支出，学校办学主要依靠国内职业院校自筹经费。二是创办一所高水平的职业技术学院需要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目前，尚未有职教“走出去”专项资金投入，一般来说，教学场所的建设和维护由企业承担，而运营资金多由“走出去”院校承担，职业院校在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坚持下去。三是社会资金支持比重低。职业院校海外办学尚属新生事物，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尤其是海外中小型中资企业没有从中受益不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当前，海外办学资金主要由国内职业院校和合作央企共同承担，社会面提供的资金支持比例一般不超过2%。

第三，校企协同的利益共享机制尚须完善。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在本质上是一种跨国(境)的校企合作，需要建立良好的协同机制。当前，校企双方既是利益共同体，又存在利益冲突。其中，企业更加关注经济利益，期望得到短期回报；而学校更加关注教育成效，愿意长期投入。从教学投入、成本分担到发展理念，校企双方须更加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从而避免利益机制问题影响校企间的长远合作。

第四，职业院校“走出去”能力还须提升。一是职业院校“走出去”师资能力还须提升。海外开展职业教育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企业经验、英语水平均有较高的要求，在“中文+职业技能”背景下，部分教师还要承担中文教学任务，海外开展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也给职业院校教师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职业院校相关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财务制度、人事管理等多方机构，部分职业院校缺乏与“走出去”配套的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的缺乏导致个别职业院校“走出去”持续性不强。

2.对未来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统筹推动，形成政策合力。一是建立国资委、发改委、教育部、工信部、商务部、外交部、人社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跨界的“走出去”国家治理机构，全面统筹职业教育与行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二是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责任，结合区域实际，掌握地方企业海外人才需求，推进本地区有条件的企业协同院校“走出去”，服务区域对外开放。

第二，建立多元投入滚动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职业教育协同企业“走出去”可按多元投入、自我发展的原则解决运营资金问题。一是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将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纳入财政分配与奖励机制。二是鼓励企业、院校投入发展运营资金，对投入资金的企业优先列入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对企业上缴的教育费附加给予减免，鼓励企业建立海外员工培训经费投入机制。三是可在孔子学院资金、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教育援外资金、商务部海外产业园区建设资金中设立职教“走出去”专项资金，保障经费投入。四是寻求社会资金的支持。逐步在当地打造职业教育品牌，为当地更多中资企业提供技术人才，使受益方不仅限于合作央企，将当地中小型中资企业人才需求纳入学校发展计划中，扩大影响面以获取广泛社会资金的支持。五是企业境外发展可设立员工培训保障资金，用于境外员工专业技能提升。

第三，优化校企协同“走出去”的利益机制。“走出去”企业需要高职教育为其培养合格雇员，职业院校需要在服务企业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要优化校企协同“走出去”利益机制。一是要坚持企业主导原则。企业应该结合自身需要来设立项目，明确人才培养需求，遴选职业院校和专业，引导职业院校开发企业所需求的项目，实现校企供需的有效对接。二是要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合作企业资源，把握行业动态，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状况，联合企业开展课题研究，解决企业现实问题，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赢。三是要发挥政府统筹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职业教育“走出去”是新生事物，需要政府用好“发令枪”，从政策层面鼓励、支持和引导；需要行业协会发挥桥梁作用，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家院校共同对接多家企业的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效率。

第四，加强职业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建设。一是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履行“走出去”任务的能力，培养“能上讲台、能下车间、能讲英文、会教中文”的国际化“三师+”型师资队伍。二是完善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建设。高职院校应完善和“走出去”相配套的制度，尤其应注重激励机制的建设，以激发教师积极性，保障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行稳致远。

第五，复制推广“四方联动”抱团出海模式。经过实践探索，中赞职院运转顺利，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已从“试验田”变“示范田”。应积极复制推广“四方联动”走出去模式，建设更多的海外职业院校，构建海外新型“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海外企业人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