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宋仁宗时进士，是北宋历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深孚众望，位及人臣；作为史学家，十九载风雨成就三百万字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作为文学家，诗书经文均有涉猎，著作颇丰，《独乐园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仕途风波：抱道守独之独

北宋中期官吏冗多，机构臃肿，财政入不敷出，对外战争接连败北，已不复初期的繁荣景象。为挽救统治危机，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一场由王安石主导、神宗皇帝大力支持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随着变法的推行，朝堂上有关新法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司马光作为新法坚决的反对者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多次展开激烈的辩驳。在新法的内容上指斥其“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认为新法实在是“困民之法”；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斥责王安石刚愎自断、急功近利。面对神宗支持新法推行的态度，司马光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决辞官，对于枢密副使的高官职不屑一顾以致“抗章至七八”，在上书中剖白道：“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以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于熙宁四年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退居洛阳。两年后（1073 年），他在尊贤坊北关买地二十亩，营建了独乐园。由此可见，独乐园是司马光政治失意的产物，是在忧百姓之交困，劝天子而不能的情况下建造的退隐之所。

诗意生活：寻求自然之乐

离京之后，司马光决心将政治上的失意、苦闷抛诸身后，寻求精神上的富足与乐趣。《独乐园记》写道：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开篇探寻了圣人所言的乐，一是孟子所倡导的多人同享的“与众乐乐”，这是王公贵族之乐；二是孔子所赞扬的不在乎一己之身只寻求真理的圣贤之乐。而自己这一又贫贱又愚昧的迂叟享有的就只是随遇而安、安于本分的乐趣，就像鸟在森林筑巢不过占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不过饮满肚子一样容易满足罢了。这样的语言既可理解为自嘲也可解释为超脱。司马光虽是自愿离开朝堂，可终究是因为天子不用其言。作为不被朝廷重视的旧臣，苦闷之情溢于言表。那便算了，不必想的过多，安心于这方寸园林，安心于这闲职之中，这是司马光对自己的调解。

《独乐园记》中还有一段描写司马光的日常生活：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伐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在独乐园之中，司马光已然抛弃了朝堂党争世俗名利，这里的乐趣只在于读书会友、采药浇花、钓鱼伐竹、登高望远，一言一行皆随心而动，随心而至，赏明月，吹晚风，好不自在！除《独乐园记》外，司马光居洛期间还写了多首诗歌，从诗名也可窥见这位大儒的闲适生活。有《酬赵少卿乐园见赠》《和君锡雪后招探春》《和邵尧夫秋霁登石阁》《独步至洛滨》《奉和景仁西湖泛舟》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有着极其强烈的家国责任感。“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是他们的使命和担当。然而，现实社会的种种阻碍及官场上的碾压倾扎，不得意者十之六七，兼采佛道的隐逸文化便应运而生。隐逸文化是针对于入世文化而言的，入世文化强调立足现实，以积极有为的态度、为国为民的初衷、德孝仁爱的情怀为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贡献力量。隐逸文化则致力于洗涤内心，融入自然，探求内在的安宁和满足。司马光在离京居洛之后，虽仍担任着一定的官职，但史载其“绝口不论政事”，便是心态上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有学者将司马光这种“出世”思想视为中唐以降“吏隐”思想的延续。笔者认为是十分恰当的。司马光在遭遇人生的重大转折后，将精力与专注转移到新的视野中去，一身学识也化作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样坚韧的性格与开阔的胸襟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激励、鼓舞作用。

政治实践：心系底层之忧

司马光努力践行着进退从容、怡然自足的境界，在西京闲适的生活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宽慰和调解，但济世救民仍是他心里难以割舍的情怀和抱负。身处江湖之远，心向自然之境，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将国事抛开，无时无刻不思君忧民，以国事为己任。在司马光的独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身处底层、心系百姓的忧虑。在居洛期间，司马光也进行着一定的政治实践，神宗下诏求言，“光读之感泣”，又上书言新政之事，剖白一段令人动容：“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预闻，今坐视百姓困于新法如此，将为朝廷深忧，而陛下曾又不知今年以来，臣衰疾寝增，恐万一溘先朝露，赍怀忠不尽之情，长抱恨于黄泉，是以冒死一为陛下言之。”对宰相吴充的上书中字字焦虑恳切：“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弊法，几年于兹矣。……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司马光自己也对这样的心境感到无可奈何，在写给邵雍的酬唱诗中有这样两句：“犹恨簪绅未离俗，荷衣蕙带始相宜。”以簪绅自比，感慨自己不能脱离世俗的羁绊，始终放不下庙堂之上的天子和原野之中的百姓。《斛律丞相》的暗讽意味更加明显，“谣言虽未出，奸谤已先流。谁察忠臣意，通宵抱膝忧”。熙宁八年，久雨不止，司马光写下《苦雨》一诗：“怯闻饥婴啼，愁听寡妇哭。闲官虽无责，饱食愧有禄。”流露出诗人对自己如今的地位的些许尴尬之情，既无力改善社会民生，又实不忍听生民受苦，怎能不愁不忧。

安乐、忧乐与独乐

北宋是文化思想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关于“乐”就有多种理解。除司马光的独乐思想外，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邵雍的安乐思想和范仲淹的忧乐思想，三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就“乐”的对象而言，独乐思想注重个人安于本分，适性自足，抱道修身，享受生活之乐，寻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安乐思想强调洗心润心，体察世间万物，掌握自然规律，达到无处不闲趣、无处不快乐的境界；忧乐思想则是注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要求高度的推己及人的同理心，是百姓安乐、国家昌隆的天下之乐。安乐与独乐都要求心境的旷达闲适，但邵雍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乃是物我两忘，不沉湎于世俗生活，而是上升到规律、宇宙、生命此类更高层次的关怀，哲学成分十分浓厚，至于当时学者“谓雍有玩世之意”。

范仲淹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有这样的句子：“赜老氏之旨，无欲者观道妙于域中；稽夫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又由“弗凝滞于物我”可知范仲淹的忧乐思想兼采道家，主张舍去一己私欲，不要固执于自我，忘掉物我的界限。这点与我们上文中说到的安乐思想有着相同之处，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道”的不同，邵雍所向往的乃是自然之道，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真理，范仲淹想要使自我融入的则是天下，这里的天下笔者认为是人文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做到天下之得失乃我之得失，天下之悲喜即我之悲喜。

独乐包含着对君主百姓的隐忧，这在忧乐思想中表现更为显著。可以说，忧国忧民乃是范仲淹为政思想最基本的内容，从忧出发去创造乐，这种逻辑和独乐是有所不同的。忧乐思想更多体现的还有范公有志于道的进取精神和博爱天下的仁爱精神。范仲淹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刚正不阿、一往无前的决心和勇气跃然纸面。独乐与忧乐都包含着安贫乐道的旷达精神。范仲淹在《谢转礼部侍郎表》中将自己的心态概括得十分贴合：“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过长安醉别资政郑侍郎》中也说：“有为须报国，无事即颐神。”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仕途上都几经沉浮，但一生始终为国为民谋之深远、夙夜忧叹。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历经千年的历史长河，今天依然闪耀着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