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雄校长（中）与我校第三批研究生赴藏支教团离别合影本人供图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育。我国自2016年4月开展“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援藏教师为西藏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作为湖北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湖北大学在国家总体布局和湖北省援藏工作总体安排下，积极参与该项工作。其中，我校附中副校长王与雄作为湖北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人才，坚守教育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连续五年扎根雪域高原，努力浇得教育格桑花的鲜妍盛开。

“两次进藏，义无反顾”

2017年5月，由湖北省教育厅选派，我作为湖北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干部之一，赴西藏担任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当时这所学校一个年级15个班，我们任教的班级第一学期学生成绩年级排名大多是倒数第一。

有差距就有反思，作为援藏干部，我们经过了层层选拔，也是带着一颗教育的本心去的，为什么带不出来成绩呢？思考之后，我们发现，可能是湖北和西藏的教学方法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融入西藏，包括气候、风俗、文化等。

思考后我们开始调整，作为学校校长，我组织援藏教师与在藏教师参加“我为一高发展提建议”活动，双方教师积极参加，建言献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症结，对症下药，第二学期成绩就上来了。在援藏过程中，我们逐渐懂得要先当学生，再当老师。教育援藏，首先要做的不是改变，而是融入。

2019年7月，第一批“组团式”援藏结束，我回到武汉。三年时间太短了，2019年8月，我继续参与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在山南市东辉中学担任校长。2020年5月，我的援藏工作到期，可以结束援藏返回武汉，但是许多工作才刚开了个头，说实话，我心有不甘，主动申请继续援藏。

2020年武汉抗疫期间，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全校师生为武汉捐款，筹款近4万元。我得知消息后很意外，很感动，当时就决定，再次报名参与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藏，义无反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藏5年，如果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便是参与探索出湖北教育援藏“大院校+小组团”模式。在第二批教育援藏过程中，华中师范大学和我们湖北大学等高校对口支援山南市东辉中学，该校连续两年中考成绩全市第一。

东辉中学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寓意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辉。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很好，相当于湖北的水果湖中学。我们来到东辉中学时就说，“进了东辉门，就是东辉人。”这是一个情感认同，我们到这里后就是要先当学生再当老师，前半年没有推行任何新政策，全部融入到课堂中去，跟当地老师们交心谈心，实行6个“一”，包括同上一门课，共读一本书，同发一篇文章等等，这让我们融合得很好。半年后，我们拿出了三年援藏规划，然后就一张蓝图绘到底。

援藏工作取得很多成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很多藏族师生朋友，其中一位是山南第一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他每天最早到学校，最晚离开，工作非常勤劳，现在已经成长为当地另一所中学的校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藏族的孩子们也是非常淳朴善良，他们的眼睛就像西藏的天空———清澈、透亮。

我们总说，老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可能会影响一个学生一生。其实我想说，在西藏，孩子们的一些细微举动才是我们作为老师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东辉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我既担任行政职务，又上数学课，经常中午来不及吃饭。有一天我发现，办公室窗台上放着一个洗干净的桃子，那是一个藏族学生偷偷送来的，他可能发现我经常吃不上午饭。他们惦念我，我很感念他们，不断鼓励自己，要认真教好他们。

“援藏事业要一茬接着一茬干”

2017年进藏时，我是121斤，回来时是101斤。有一回我去姑姑家吃饭，我站在她面前，她问我，“雄（我的小名）怎么还没回来。”知道面前是我后她抱着我大哭，让我不要再进藏了。

每一位援藏的同志都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一人援藏就是全家援藏。但回过头来看，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全国教育援藏每年只选派400名老师，而全国有1600多万人民教师，那么我们就是这四万分之一，每三年选一次，我们就是十二万分之一，所以我们是幸运的。能把个人命运和国家使命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为农民的儿子，勤劳、不怕吃苦的精神是父辈们传承给我的，我也想传给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去过西藏，我让她在我工作的学校，跟西藏的同学们上一天课，在宿舍睡一晚觉，在食堂吃一次饭，交一个西藏的朋友，她感受很深刻。后来她的英语老师告诉我，孩子用英语写了一篇作文———《My.father.is.a.hero》。

今年7月，我结束了第二次援藏，回到武汉。目前一直在家调养，已经恢复到139斤，也能慢跑一公里左右，但对西藏的挂念还是比较多。援藏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援藏是为了不援藏，这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希望未来还能为曾经战斗过的两所西藏中学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希望能再次返回西藏，换一个身份，换一种心态，感受一下西藏的山川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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