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道理大都是藏在故事里讲出来的，“以事明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生成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理论也多是以故事的方式，完成“掌握群众”的重要任务，从千百万工农群众中释放出改造中国的洪荒之力。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传统哲学的教育并不是从学校得来的，而是在一个个精彩的寓言故事中完成了最早的启蒙。以朴素的唯物论而言，东汉王充为了反驳有神论，曾经在《论衡》中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衣服无精神，人死与形体俱朽，何以得贯穿之乎？”，大意是说人有精神，所以死后能变成鬼，那衣服没有精神，也就没有变鬼之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鬼都是穿着衣服，而不是光屁股的呢？正是这个看似有点搞笑的论证，能让近两千年后的众多学者，像胡适、李敖，在少年时代平添很多“不怕鬼”的勇气，筑牢头脑当中无神论的信仰。再以朴素的辩证法为例，“盲人摸象”的故事，让人认清“片面”的观点要不得；“刻舟求剑”的故事，让人认识到“静止”的观点很可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故事，几乎粉碎了“孤立”的观点，“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由此就呼之欲出了，而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用接工人阶级地气的通俗化方式来讲道理，以工人阶级的教育程度肯定无法理解玄奥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理论不能掌握群众，又谈何改造世界？马克思用“苹果并不创造苹果树”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恩格斯用蚂蚁的眼睛做例子反驳不可知论等等，都是用“格言下乡”的方式，把经典思想普及于工农大众，完成理论大众化的必要环节，从而为改造世界积蓄力量。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用故事启发教育群众的例子不胜枚举，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坚持“理论掌握群众”的基本原则，接续“以事明理”的优良传统，发现了传统寓言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故事宝库。大量传统寓言和故事，也由此进入到艾思奇《大众哲学》、韩树英《通俗哲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成为启发万千知识青年理解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洪流的入门读物。

好的故事和比喻，能够让晦涩的道理变得激动人心而且易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是讲故事的高手，不管是“步行三十里借书”的故事，还是关于《皇舆全览图》的反问；不管是宁德扶贫的故事，还是用“牛顿力学三定律”阐述中德关系，都彰显着总书记对信息传播规律的透彻理，及其至深至切的人民情怀。要讲道理，先讲故事，“以事明理”的叙事传统，不仅贯穿于从传统哲学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脉络之中，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理论品格，更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