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过，“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见《孟子· 梁惠王下》）。历史是人物构成的，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自然也谈不上历史。 所以中国人写历史， 就以 “ 纪传体”为正宗，都是人物的故事。

我 1982 年春大学毕业来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至今已30 余年，可是我认识这个学校已近 50年了，可以上溯到 20世纪 60年代中“ 文化大革命” 初始时。家母是这所学校金融系的教师，我那时因“ 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也无处可去，便日日随家母到财院上班， 便也略知这里的一些老师，那都是我的长辈，虽然有些被打倒，但也终是长辈。家母尝为道其事，我自常生敬仰之心，虽然也觉得与当时形势颇显扞格，但总不能将他们作敌人看待，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我也并不能把他当敌人。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因革命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者，可我却一时跟不上那革命的脚步，这可能颇受家母的影响。

我真正开始认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以下简称财院），应该是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那时财院刚刚恢复，家母也从北京财贸学校回归到财院。我们北师大离财院很近，财院的大礼堂当时经常放电影，我就骑着自行车来看，闲暇时也常来财院蹭点吃喝。因家母的关系，也就常能看到财院的老师们，也就常能和他们聊天，也就因之渐渐认识了这所大学，知道了些这所大学的历史，脑子里就有了些这里的人物和故事。碰巧我大学毕业又被分配到了这里教书，小时候的那些长辈们一时就成了我的同事，跟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现在我已年过半百，那些我曾很尊敬的长辈们也大多做了古人，可是每每想起他们，便有不尽的故国遥思。

在这里可令我追忆者多多，若删繁就简，我还是想先说说几位名师，比如崔敬伯、崔淑香、凌大挺、张玉文、刘光第。 我不能言其全， 也只是些丛残小语，零星杂记而已。

崔敬伯

崔先生在国初是政府的高级税官，此前在国民政府时也是高级税官。这是我认识崔先生之后知道的，也是尽人皆知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曾随家母去看望崔先生，先生貌清癯，其声尚壮朗，耳稍聩，步履略显蹒跚。他听说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便和我谈诗， 先生旧体诗作得好，有《镜泊诗稿》，音律不苟，意境高远。我那时初生牛犊，与先生纵横捭阖，坐语移日，竟无视先生为财政税务专家，只把他当做文史宿儒。先生那日谈兴甚浓，与我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我从先生那里知道了很多在课堂上不知道的东西，我真没想到在财院还有这样文史功底深厚的老师。从先生家出来已是日落时分，家母说她来这里那么多年也没听老先生说过这么多话，我只跟家母说崔先生太了不起了。家母说，崔先生了不起的还没跟你说呢，他是财税专家。我说财税我不懂，只是这文史功底就足令人叹服不已了！

崔书香

  小时候我管崔先生叫崔阿姨，因为她和家母过从颇深，常来家中做客。那也似是“ 文化大革命” 中，我那时就知道崔先生的老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 反右斗争” 时也是著名的“ 右派” 。崔先生是著名的统计学家，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读过书。20世纪 70年代，财院解散后，崔先生经常来家里和家母聚谈。那时家里没电话，联络不便，崔先生骑着一辆小红自行车从颐和园那边到百万庄我家来，逢家母不在，她就留一张小条贴在门上， 常常是用英语写的，她知道家母不懂英文，但是她说她的汉字写得不好看，又知道我家一个邻居阿姨精通英文，她说可以让这位邻家阿姨作翻译。家母经常拿着崔先生的英文小条激励我学好英语，虽然到现在我的英文也不好，可是那时确实努力地学过一阵英语，动力就是崔先生的那些英文留言。记得我考大学时，从顺义的知青队回家取东西， 正好那天崔先生到家里来，家母就让先生帮我看看英文，先生说，你的英文写得很漂亮，就是错字病句太多。 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先生就鼓励我多写多看，而且叫我特别注意多读，要有语感。1977 年考大学，我的数学和英语考得都不错，数学好是因为有财院的程玉英教授让她老伴给我辅导的；英语考得好，就要归功于崔先生那一席教诲了。我到财院教书后很少见到崔先生，记得有一次在校园中见到她，我还和她说起她给家母留英文小条的事，她朗朗笑着说，这事你还记得？我知道你母亲有翻译，我就写着玩啦。她还说我在校报上看到你的书法作品，你的汉字写得真好，我要能写这么好就不留英文小条了。我说您是谦虚，您的英文小条让我一直惭愧没有学好英文。她说中文其实比英文难学。我想这是先生在鼓励我罢了。

  张先生是会计专家，学问亦关乎金融。我小时候叫她张妈妈，不知为什么这样叫。她和家母都在金融系执教， “ 文革” 前就经常到我家做客，我对她印象很深。她常是穿一袭旗袍，坐在那里很端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字正腔圆，一丝不苟。偶尔见她吸一支烟，那姿态也十分优雅。她的字写得好，家父常对我说，你张妈妈的字里有英气，不太像女同志写的。先生亦擅女红，还曾给我和舍妹做过衣衫。家母和我说，张妈妈是在辅仁大学家政系读过的，大学时代也是校花，当时尚可与王光美（后来刘少奇的夫人）争胜。这一点我后来在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证实，启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的老师。我毕业分配到财院后，曾去看望老师，启先生就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张玉文？说她大学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且启先生知道张妈妈的丈夫是梁保罗。梁叔叔我见过，印象中也是很英俊的。可惜“ 文革” 初被迫害致死。

“ 文革” 时财院解散，张先生去了厦门大学，常与家母书信往来，那时到信箱里取信，一看那刚劲的字迹，便知道是张妈妈有信来。张先生好像也是1978 年财院复校时返京的。家父是那年秋病殁，记得张先生来家吊唁，与家母抱头痛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和家母说：“ 现在终于咱们敢哭了。”因为当时“ 文革” 已经结束，虽然家父的政治结论还没做，但形势好了，不那么“ 左” 了，所以敢哭了。想想极左时期，家里有政治问题的人就是死了，连被哭的权利都没有。有的人家甚至强打精神，与死人划清界线，人性被政治泯灭，在那个非常时代已经司空见惯了。

1982 年年初我分配到财院后，经常见到张先生，我还叫她“ 张妈妈” ，她叫我“ 小同事” 。有一次在老教学楼（已拆除，即现在专家宾馆后面女生宿舍那个地方）听到张先生上课，声音洪亮，一板一眼的，那音质十分吸引人。她讲的是经济课程，我站在门外一直听到下课。她出来见到我说“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我在门外听了一节课，她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偷听啊！我说您讲课的声音有魅力。我还问她，“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这在会计学里很重要么？她说很基本，“ 你想学会计？” 我说不。她问“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不是学中文系的么？” 我说只是觉得这话有意思，似乎蕴含着一种平衡的道理。她说，我看你这个小同事挺有意思，中文也好，经济也好，往深里研究都是魅力无穷的。

最后一次见张先生是在主教楼的电梯口，她提着一只菜篮子， 里面有些许菜，我问她，您还自己买菜啊？她说都得吃饭啊，吃饭就得买菜做饭啊，还能锻炼身体。你母亲过世太早，一个是她性格内向，一个是她不会锻炼。时家母已过世有年矣。

凌大挺

  我来财院的时候，凌先生在研究所工作， 家母当时也在研究所工作过一段，与先生交好。我当时正在选注《中国古代公文》，知道财院除了崔敬伯先生，凌先生的古文献功底亦好，就让家母作伐拜见凌先生。先生鹤发红颜，貌若神仙，一口京腔，绵软可亲。那时我知道先生写了茶税史，他还为我讲了许多古代的典章制度。他和我说，若注解古代文书， 要知道古代列朝制度。 他说 “ 三通”是要看的。先生所谓“ 三通” 者，就是《通典》 《通志》和《文献通考》。所以，我在注解时，多去图书馆查阅“ 三通” ，那时“ 三通” 我还没有家藏。

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亦善丹青，我曾想让先生作画，先生笑而不允，只是说你让你老师启元白画啊，他是名家，我不足论，只是糊口小技而已。我以为只是先生谦逊，也就不坚请。后来我听我的亲戚说过，“ 文革” 时先生遭难，经济上入不敷出，他给人家干过零活，还给绢花厂画过纸灯笼，画一个几分钱，就靠各处这些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如是，我才知道先生为什么说他的画画是“ 糊口小技” 。

先生平时在校园中散步，也是财院一道风景。他常是西式装扮，手执细杖一枝，西装革履，天暖时穿衬衫、吊带西裤，风度翩翩。常和他一起散步的是外语教研室的张建业教授，二老一治专门史，一精于英文，而凌先生专治国史却着西装；张先生精通英文却穿国服，这也是一种“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在校园中就经常看到那些大师级的老先生曳杖徐行，那些老先生身上凝聚着这个学校的文化、传统、学问、文章。一个学校要是没有这些老先生，就如同一个家里“ 家徒四壁”一样。我每见到凌先生、张先生他们在校园中漫步，就觉得我们学校虽小犹好，精神上的堂庑顿觉高大，就像宅院里有老树，厅堂上有名人字画，虽不见得有钟鸣鼎食，但总觉得是诗礼传家。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近人清华梅贻琦校长因之而说， “ 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吾于凌先生等老先生之于中财大，亦如是说。

刘光第

  我之知道刘光第先生，是因为家母和先生在《金融研究》杂志上一起发表过文章，又因为先生与“ 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同名，所以就记住他了。家母和我说，刘先生了不得，他是财院唯一一个读过西南联大的，这更令我心生敬仰。改革初，先生在经济学界多有倡论，我毕业来财院时，就知道他是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了。那时家母随财院一个代表团到南方考察，带队的是姜明远院长，还有张玉文、刘光第等耆宿。他们归来后，我在校园中见到刘先生，自报家门，说了家母的名字。先生说，我听说你来财院供职，好啊，你们一家两代人都为咱们学校作贡献。只是你若学经济就更好，咱们国家现在缺经济人才啊。从那时认识了刘先生就经常在校园中见到他。见到他也就是鞠一鞠躬，叫一声刘先生。先生也就欠欠身，笑一笑就过去了。只是有一次跟我说，你还是叫“ 先生” ，现在好像不习惯这么叫了。我说我们在师大念书时见到老先生都是叫先生。刘先生说新社会移风易俗，都不那么叫了，师大还是“ 古风犹存” 啊。我说我还比较习惯这么叫，先生说这样听着亲切，也有师者尊严。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多有政治风波，先生与我们一些年轻人一样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我们都被批评，一日遇到先生，先生对我说，我们都是爱国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90 年代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传达后，先生同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小平同志就是英明。

1995 年年末我去韩国教书，1996 年先生突然驾鹤西去。我是从同事给我的信中得此噩耗的。当时我在釜山一个禅院中请韩僧为之超度，那感觉不亚于苏东坡在杭州孤山的惠勤禅室痛悼欧阳修的仙逝。

以上所记诸位教授，都是中财的名师耆宿，今虽都已做了古人，但其事迹精神都历历载于中财大史册。一个学校在其历史的一个时间段落有这样一代人，就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厚重的内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夫子曾云：“ 君子疾夫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些老师，以他们的学问文章、人格力量彪炳于中财大，名显于天下，这是我们的财富。一个学校的财富，不在于校园有多大，楼宇有多高，系科有多完备，专业有多丰富? ? 而在于教师之热爱教育，尊重学问，奖掖生徒，境界高远。这就是所谓有大师更胜于有大楼，有好教师更胜于有好设施。好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学生，是能给学生自由之思想，使之有独立之精神。那这老师首先是要有境界的，而且是天地的境界；同时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思想的；还要有悲天悯人之心，对学生能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对职业心存敬畏无私无碍。中财是有过这样的老师的，我们现在仍有这样的老师在无私地奉献着。一个学校因为有了这样的老师，才使学校有光芒、有影响，才会使我们的学生在他的学习阶段不忍蹉跎。（原文刊载于中财往事丛书《往事曾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