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树木葱茏，环境幽美。绿荫红瓦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均浸润着吴地翰墨书香。百多年来，红楼一直静谧地矗立在这里，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今天的这段往事，要从红楼的古籍善本书讲起。

红楼，始建于1902年，原是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办公楼，现为苏州大学会议中心，位于东吴大学校门的东侧。红楼是一座漂亮的西式小楼，砖木结构。这里曾经是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珍藏着大量的古籍善本，著名的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曾经在这里给学生讲授明清诗文。

善本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宝贵遗产，因其刻印年代较早，传世的多为孤本，因此异常珍贵。1956年，苏州市图书馆转来大批的古籍，这批古籍数量较大，很多残破不堪，但其中不乏珍品。对这些珍贵古籍的收藏整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图书馆瞿冕良先生带头清点古籍，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善本书珍品，特编成了《苏州大学馆藏年谱目录》《苏州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录》等方便读者查阅。

瞿冕良，名崇堦，别名冠群，江苏常熟人，副研究员，早年学习中医。1950年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工作，1953年入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图书馆，从事中外文图书分类、采编、资料及古籍整理等工作。瞿冕良是常熟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的后裔，家学渊深，从1977年起，瞿先生便开始积累和研究古籍版刻资料，在1999年出版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研究古籍者几乎人手一册，并获得2001年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瞿冕良年轻时，曾有一段学习中医的经历，加上专业冷门，在学历和职称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学术上的成就在校内并不那么显眼，相反，再校外的同行中却有较高知名度，形成了盛名再外的局面。退休后的瞿老，虽然已届耄耋，但又倾入全部心血着力《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的修订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数易其稿，写辞目的纸条，足足有两大麻袋。为了核实一条短短的材料，他要翻十几本书，其中的寂寞和艰辛可想而知。经过多年的努力，增版手稿在他虚岁八十岁时完成，新修订的辞典的字数由一百五十万字增加到二百万字，书稿虽然已经完成，但出版却成了问题，原出版社已关闭，他本人也没有经济能力来出版这本巨著，瞿老曾经自嘲的说：“书稿放在家里作为身后遗物了。”

2006年，在庆祝苏州大学图书馆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我读到一篇外校评价瞿老的文章，说瞿老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是古籍工作者必用工具，并得知了瞿老增订版手稿无法出版的窘境。我和妻子陆忠娥决定去拜访他，顺便了解书稿的编著情况。瞿老的家十分简陋，一进门就看到大张大张的方格稿纸上的稿子，腾写得非常整齐，字迹清晰，内容没有涂改，稿纸一张一张叠起来，将近二百万字的书稿，从地面上叠到桌面高，从中可以看到瞿老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工作态度。此时，瞿老已经患了脑萎缩，需要经常住院治疗，书稿的抢救性出版已经迫在眉睫。回来后，我把瞿老的病情以及书稿的编著情况汇报给当时的校长朱秀林，并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朱校长指示学校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尽快完成出版。朱校长说：“也请瞿老把辞典手稿捐赠给学校，以后可向学生展出，对学生也是一种教育，看看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版的出版，苏州大学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申请出版字典类图书的资格，再把瞿老的手稿全部复印、排版，由于稿子中的古字、繁体字特别多，给排版、校对带来很多困难。在印刷过程中，底稿上生僻字，繁体字必须由瞿老亲自校对，幸好此时瞿老头脑尚清醒，完成了全部校对工作。2009年，这部中国古籍版刻的扛鼎之作终于得以问世。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共189万字，收集了21500余条词目，大体时间上溯唐代下及清代乾隆前后。与原版本相比，新版本一方面增加了自此书出版以来瞿老搜集到的新的版刻资料，尤其是以为已经散佚的明代万历三十五年伍袁萃撰著刻印的原刻本《简文编》；另一方面增加了许多国外藏书单位所藏的中文善本书的资料，特别是一些罕见的或国内已不见图书的原刻本的情况。已故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曾盛赞此书“词目二万，煌煌巨帙，成自一手，精力迈伦。眼明如月，心细于发。是为版刻之学海，词典之奇峰。”

辞典出版时瞿老已住进吴中区老年医院，随着病情的发展，人已认知不清。我和当时档案馆钱万里馆长多次到医院探望，并与瞿老达成协议，将其手稿捐赠给学校供学生展览学习。

瞿老在该辞典的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2003年初，我已虚龄80，拙稿《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完成，《后记》结束前，曾说过‘不觉踌躇满志，聊当完成了我未来的遗愿。’时间一晃，又是五年，我不仅还在人间，而且在学校老领导陈克潜教授的关怀下，特别是在学校出版社领导大力支持下，出版社发了一份样稿给我，嘱加以校订，将予出版，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增订本已不是‘未来的遗愿’而即将变为正式问世的现实，我的激动情怀，是一切关心支持我的有关领导、同事、以及广大读者所能理解的。”

这件事令我十分感叹，总算抢救及时，圆了瞿老的心愿，也为社会留下一本宝贵的辞典。如果稍有延迟，即使瞿老在、文稿在，但是瞿老头脑不清，出版也将成为问题，其中有些字体、校对也很难识别。

我们常常为一些学者专家的头衔、光环所吸引，而忽略了那些默默无闻、毕生笃学、刻苦严谨的治学者。感谢学校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及时印刷出版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刊本），为社会留下一部宝贵的文化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