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谭佛雏师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谭佛雏先生的百年诞辰。
谭老师,是一位严谨认真教书的教师楷模。
大学读书期间,谭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毛主席诗词注疏》的课程。这门课程类似现在文学院开设的专题课。我在老扬师读书时期,那时极少有专题课,《毛主席诗词注疏》恐怕是唯一的专题课了,而且谭老师还事先编成了教材发给学生。自己授专题课,自己编专题课的教材,这在老扬师中文系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谭老师是第一人。早在67年前,谭老师开设专题课是教学设置的开创,自编教材更是教材建设的开创。记得,开始时铅印的教材是白色封面,后来又改成了咖啡色的封面,先后印刷过两次。我后来在中文系和文学院开设《现当代散文欣赏》的专题课,自己也将选的散文经典作品写成阐释的文章,印成一本书发给学生。这是效法谭老师。这个反复修改与使用的教材,演绎成今年由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散文经典讲析》,这本书是谭老师严谨与敢于开拓的教学精神,对我的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是中文系教学传统传承的一个见证。
谭老师不善言辞。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先在家里先喝一杯酒以壮行色,这成了老师上课前一种自定义的仪式。仪式感很重要,他让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产生敬畏之心与庄严的责任。表面看,老师是用酒壮胆来上课,是在不自信中建立自信;实质是老师对上课怀有敬畏之心,也就是对教师的崇高责职怀有敬畏之心。一些同学因为老师的声音小,加上不断的咳嗽,也就不认真地听他的课。而多数同学则认真听。老师对每次课讲授的内容,都做了精心的组织与安排。对毛主席诗词里的字词句,引经据典,进行疏解,将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妙,说得头头是道。这个功夫是一般学者或作家所不可相比的。“文革”前,出版过周振甫的《毛主席诗词浅释》、臧克家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吴天石的著作《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笔记》等,而不善交际与钻营的谭老师其教材《毛主席诗词注疏》,未能有机遇出版,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以为,在注疏与讲解的深度上,谭老师的教材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进行阐释,充满了个人的见解与学识,在学理上比上述几种著述要高明得多。新时期之后,石明辉教授的力作《毛泽东诗词五十首解析及艺术论》,是对谭老师的传承,他在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为老扬师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与地位。
谭老师,是一位研究王国维诗学的大家。
谭老师著有《王国维诗学研究》、《新订〈人间词话〉》、《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等。与李坦教授合作,校点整理清代佚名的《杜诗言志》,198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撰有《关于<杜诗言志>》一文(对此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学术考察与研究),从此此著流布全国;这是谭老师与弟子李坦对“杜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代表谭老师学术研究成就的是《王国维诗学研究》,这是老师对王国维诗学研究的“拓新”之作。夏中义先生说:“在90年代前的大陆学界,能潜心于王国维———叔本华关系而作文献学比较者,当推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佛著虽问世于1986年,但其中涉及文献学比较的文字却大体撰于70—80年代初,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先知先觉’,他是心平气和地将王氏诗学看成是20世纪初中西美学“化合”之结晶,并默默地将王氏生前读过的那本英译叔氏名著找来作重点研读且翻译,对王氏———叔氏关系作了文献学比较之尝试。”(《〈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读这部力作,我不能不感佩老师学问的渊博。第一,老师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文论与诗学的根基;第二,老师深入把握了王国维的诗学理论及其实践;第三,老师又追溯到王国维诗学的源头叔本华的哲学。这三方面的比较与整合,才有《王国维诗学研究》的结实之著。我精读过老师的这部充满才华与智慧的大著,我觉得,老师做学问的最大的特点是“会通”。他做到了两个大方面的会通。第一,是古今中外诗学资源与理论的会通,第二,是考据学的方法、审美阐释的方法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方面的会通,而这两大方面的会通,才充分彰显了作为大学者的才华与智慧。
很多人包括他的许多学生,都不理解谭老师的学问的高深,原因是没有认真仔细地拜读过先生的著述。了解谭老师的学问并不难,只要认真、仔细地读他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就可以了,因为老师仿佛“竭泽而渔”,将自己的全部学识与学养会通于此。自然不必为贤者讳,谭老师的文风比较古奥艰涩,用文言夹白话、且文言多于白话的语言进行表述,这就为很多读者制造了阅读的障碍。可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人文学者能够用大半文言写作的能有几人?这也是显示一位学者国学修养的深厚。我的老师蒋逸雪先生,几乎全用文言,写作了他关于桐城文派和阳湖文派的论文。国学大师任中敏先生也是采用半文半白的文风。正如谭老师对他的夸奖:任老运笔,“文字自成一家言,别是‘一副言语’,精审、古雅、峻厉、通脱,以浅近文言出之,而又简古、老辣,独具一格,读者一望而知其为半塘翁之手笔”。(参见谭一青《谭佛雏与任半塘的笔墨之交》,文见2018年6月15日出版之扬州广电壹周刊之揭秘版)可见,在文风上谭师对任先生惺惺相惜。
谭老师,又是一位以文人“风骨”自律的君子。
我在评丁帆的《先生素描》时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将历史上的先哲大儒,定位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担当者与传承者,将文人的‘风骨’,定位为民族之魂的文化符号,这是当下重建文化自信根本中的根本。”(《先生“风骨”的敬仰与褒扬》,刊2019年2月27日《文艺报》)谭老师身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身上的“风骨”,注重自我人格的修炼,忧国忧民、温良恭谦、严于律己、厚以待人,在方方面面实施自我的道德完善,多方面地向我们展示其高尚人格的魅力和光彩。
他对前辈学者如任中敏、蒋逸雪等先生,则是恭恭敬敬、虚心求教,执后生之礼。先生的“高山仰止”的行操,读其女儿谭一青《谭佛雏与任半塘的笔墨之交》的文章,可略知一二。对学生,谭老师则是诲人不倦、平等待人,绝不拿老师的架子。记得,我出版《杨朔散文的艺术》之后,到老师家里送了这本拙著,请老师批评。老师在出版《王国维诗学研究》之后,亲自送这部大著至我当时住的南湖新村的家里,很谦虚地说:“请周文批评。”明明可以将书放中文系我的信箱里,或请他人转交,但他不,他一定要亲自送到我家里,以表示他对同事的尊重。———当时我已经留校工作多年,在先生的眼里,我是他的同事,而不再把我当做他的学生看。你亲自上门送给我,我也亲自上门送给你。这件事,一直让我非常感动,成为我永久的记忆;老师用一次实际的行动,教我如何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地做人。
老师一生将自己定位为教师与学者。他对当官毫无兴趣。“文革”前,他是老扬师中文系的副主任。新时期之初,他被领导任命为中文系主任。我见到老师当上了一把手,就很高兴地、也是第一次称呼他“谭主任”。可平素不爱发火的老师,却很生气地回答我:“不准叫我主任!什么主任……”老师对主任的称呼如此怨恨,并非对中文系主任这个重要的职务有什么不恭,而是老师在新时期到来之时,更期盼将自己的思想与精力,放在他的教学与科研上。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老师对做学问的敬畏与毕生追求。那个时候,正是他全神贯注研究王国维诗学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如果老师将全部精力投入仕途尽职,那自然不会有他的王国维系列研究的成果。这么看,不当官倒是谭老师的一件幸事。后来的辞职,是他的别无选择,是老师“独善其身”而在学问上不懈进取的必然。
人们常说,惜墨如金。但也有惜“纸”如金的人。任中敏先生的学生季国平教授说到任先生,有许多初稿,就写在用过的香烟纸上,巴掌大小的日历纸的空白处,以及废纸的背面、旧书的空白处。我与著名散文家曹靖华先生通信,他的来信是写在出版社给他贺年信的背面。我在谭老师家里见过他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写在废纸上而非稿纸,字写得特别特别的小。谭师为何字写得那么小?我从任先生与曹先生的用纸习惯,也揣摩到谭老师惜纸的用心。用废纸、写字小,这是老师节约纸张所形成的积习。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凡是严谨的学者与学人,都会在很小的细节上严于律己,规约着自我的道德修为。人格的修炼,必须从方方面面的小事做起。这是谭老师给我们人格教育的、不可忘记的一个道理。
谭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自然是在学术研究上的启导。
在做他学生的时期,每每读他的文章,都给我以“论文”教育。就是说,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有很多时候,是学生读他论文的时候所生产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说,我读老师“文革”前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朴与灵》,就记忆深刻。老师说:
小时候,听说过一首古代某种童的咏雪诗,头三句是“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从这里所引起的人们的一片嗤笑很快就被末句的“飞入芦花都不见”打断了。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诗坛小掌故,却也包含了一项相当精微的艺术法则:朴与灵的统一。
那时,这篇学术随笔启导我认识和学会把握运用艺术辩证法,来认识理解文学作品。我在《杨朔散文的艺术》一书中,列有“艺术辩证法”的一章,最早的启示是源于谭老师的这篇文章。再如,我读老师发表在1962年第二期《江海学刊》上的《刘熙载美学思想初探》,让我认识了刘熙载,而且还买了一本《艺概》。由老师文章的导引,后来建立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所谓文章会“飞”,所谓文章之“眼”等等方面,都是老师当年的论文给我的启导,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的论文,就有一节谈朱自清散文的“文眼”。我在撰写《郭枫散文论》的过程中,仔细地拜读了《王国维诗学研究》中相关的“意境”论,启导我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深入的理解,从而对散文家郭枫创作时“动态”审美与“静态”审美,进行了审美心理学方面的区分与描述。这些例子,在谭老师完全不觉,而对学生的影响则是“润物无声”。
谭老师人瘦,个头小,其外貌形象与任中敏、朱自清、王瑶、钱谷融等著名教授相仿佛。然而,谭老师与他们一样,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教师的楷模、做学问的大家,是一位“风骨”峭拔的正人君子,他永远永远是我的人生导师。 (吴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