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谭德塞明确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也直言不讳：“中国政府应对疫情非常高效，中国政府能从大局和战略上着想，有能力调动人力和资源，有很强统领能力，我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理当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尽管两个外国人的政治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也有些差异，但在一个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却达到惊人的一致，着实令人感佩。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政府应对疫情快速高效，得益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基于了解中国抗“疫”真相后而作出的一个事实性判断，从这个“判断”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捕捉到制度密码，并加以“浅说”。

一方面，制度优势是我国的最大优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不啻为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这个“例证”至少包括以下制度元素：一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抗击疫情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效，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果断决策是分不开的。这个结论，既蕴含了应对凶险疫情的现实逻辑，也蕴含了因应党情、国情之需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需要科学决策，而且更需要强有力的行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先后组织330多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等疫情重“灾”区，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和方舱医院集中收治病人等举动表明，厉行战时集中主义，是必不可少。三是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动员力。抗击疫情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患者救治、科研攻关、物资保障、信息公开、舆论引导等方方面面。因此，只有依靠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构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战线，方能化“危”为“机”，赢得主动。当下，抗击疫情出现持续向好态势，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制度优劣的标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不啻为一次最鲜活的实践。这个“实践”至少发出以下重要“信息”：一是政治制度不具有选择的随意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但它往往又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如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意志等。在我国，之所以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在我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得到人民拥护的。这次决战决胜抗“疫”阻击战、总体战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坚持上述政治制度的必然性、正当性和合理性。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根植于中国国情，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能够创造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稳定这两大奇迹，完全得益于一套高效运转的政治制度安排。同样，中国能够迅速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的阶段性胜利，也是一套政治制度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化演化的结果。三是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的、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地进行评判，更不能带着政治上的成见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信口开河、说三道四。现在一些西方大国不断借疫情污名化、贬低、攻击中国，甚至称中国制度是疫情的根源，中国人是“新亚洲病夫”等等，妄图唱衰中国，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在这股政治“病毒”侵袭下，国内一些所谓的“公知”和少数留学生数典忘祖，不时散布“辱国”“恨党”言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决不能一笑了之，必须基于鲜活的“实践”和铁一般的事实给予有针对性的反击和回击，以对冲其对制度形成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