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井流香 大爱无疆
——致敬白求恩第一医院邵徳华教授
研究生记者 高洁


    小资料：1921年4月18日，邵德华教授出身于湖北孝感一个医学世家。中学时期曾在雾都重庆为抗日义卖过书刊。1943年9月，邵德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51年1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她参加了同济医学院医疗队，来到第三军医大学（长春），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医疗保障工作中。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同济医疗队返回上海，邵德华教授毅然决然地留在了长春，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从事内科及传染科诊疗工作。为医院医、教、研工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我去世后自愿捐献遗体，目的是:1、为吉林医大(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学生作实习之用；2、为各年龄段老年病理做诊断研究；3、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盲人；4、我热爱临床医师工作，希望在生命终了时作最后一次贡献，这是我最大的欣慰。”20年前，古稀之年的邵德华教授签下了这分厚重的《遗体捐献登记表》。20年后，这份“遗爱”终于展现在世人眼中，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医生，生前将毕生的精力献给医学事业，身后她又将自己的躯体留给医学科研和教育。 “有的人已经死了，可他还活着”，邵徳华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永远活着的人。2019年3月3日，邵徳华教授因病在长春逝世，享年97岁。今天，在她的学生吕美德教授的回忆中，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让邵徳华教授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了她的患者、她的学生、她的同事心中……

生命最后的遗愿

     邵徳华教授曾在无数个地方签下过自己的名字，报告单、诊断书……而这次她把名字签在了《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写下这个名字，意味着在死亡之后，躯体将被应用于公益事业，可能是医学教学，也有可能是临床移植，这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多多少少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儿女而言，一生挚爱的亲人离去已经足够悲伤，身后没有完整的躯体，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精神上，都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痛苦。
    邵徳华教授作出这样的决定，起初家人难以接受，她身边的同事也并不都支持她，可她却像磐石一样坚定。她先从自己的家人做起，耐心地开导、说服自己的孩子与老伴儿。她说自己是一名医生，从事医学事业几十年，深深地爱着这份事业，生前教育学生，治病救人，离开后还要继续为医学教育和科研做贡献。邵徳华教授从70岁退休后她就不曾离开过长春，她外地的女儿想接她到家里来住，她都不愿意，原因是如果离开长春，万一回不来，就不能信守诺言捐献遗体了。她不仅要对家属做工作，还嘱托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监督她做好这件事，她曾经对学生吕美德教授说：“捐献遗体对以后的医学科研和教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去世后一定要把我的遗体捐给学校做教学科研用，你们一定要督促我！”她这样高尚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吕美德教授动情地说，“她不愧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一纸缔约书，千秋橘井香。在躯体的完整与灵魂的永恒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白衣丹心，让爱在人间永存。

听凭祖国的召唤

    “圣人则以身殉天下”。1951年，邵徳华教授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她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医疗队，来到了长春，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冬天的东北气候环境比较恶劣，冰天雪地，滴水成冰，作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姑娘，初来东北饮食习惯不同，再加上这样艰苦的环境，但她依然毫无怨言地奋斗在医疗救治第一线。瘦小的身板要承受百斤重的担架，医护人员少，加上病人又多，一天下来，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到长春几个月后，她又调往通化陆军医院，距离战争前沿更近了。1953年战争结束，上海同济医疗队要返回上海，但是邵徳华教授却选择留下来，加入到建设东北的队伍中，成为少数几个留在长春的女医生。当时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战乱使得经济文化落后，卫生环境比较差，伤寒、痢疾、天花等传染病猖獗，造成民众大量死亡。她不仅战斗在祖国需要的第一线，还一直坚守在传染病防治的第一线。24小时不舍昼夜，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她都守护在医院，几十年如一日。传染病患者多为小孩，常常夜里发着高烧伴随着呼吸衰竭、意识不清等症状，她带领下级医生深入病房及时为患者作出诊断，确定治疗方案，挽救了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
    1965年，为帮助中蒙援建工人，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蒙古医疗队伍当中去，成为“一院”唯一的一名参加支援的女医生，也是来自“一院”的唯一一位志愿医生。当时的她40多岁仍然未婚，事业也正处于上升时期，命令来临时，军令如山，她不顾自己个人的利益与安危，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与调遣，参加了为时8年的医疗支援。初到蒙古的她一切还算顺利，但是不久风雨突变，中苏关系恶化，政治形势转变，中国的医疗队只能待在驻扎在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内，不能外出。她不能去乌兰巴托的医院中去，只能在大使馆开个门诊，为中国的援建工人看病治疗。身处异国他乡，缺医少药，日常生活也只能靠每个月一次的补给来维持，面对突发疾病的病人，她就守护在病人的床前，观察病情。虽然当时并没有当今如此先进的医疗设备与药品，但是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生病的工人都一一康复了。时钟在大使馆滴滴答答地走了7万个圈儿，漫长的8年里，邵徳华教授始终回不了那个日夜祈盼的祖国，回不了那片只有一步之遥的热土。

倾囊相助无所求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从医60多年来，邵徳华教授医治过多少病人，恐怕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可是，病人的心中却牢牢地记住了她。“在科里，不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老大姐，再小一点的就叫她阿姨，大家都喜欢她。”她是患者的医生，还是患者的知心人。建国初期，全国卫生条件落后，农村更是传染病高发，许多农村来的患者没有住院费，没有医疗费，甚至都没有生活费，邵徳华教授就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农民兄弟垫付医疗费用。当时“一院”的护士医生还自发组成了“义务为病人服务小组”，医生的工作本就繁忙与劳累，但是她总是要挤出点时间和护士一起去红旗街的商店里为病人添置生活用品，小到肥皂脸盆，大到被褥衣服，事无巨细。那些已经康复出院的病人，常常千里迢迢邮来感谢信和赞扬信，赞扬她医术精湛，更赞扬她医者仁心，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大夫。她的事迹带动着整个科室争相向她学习。中国医者，向来能够体察最底层人民的痛苦，而邵徳华教授身上就凝聚着这种悬壶济世的传统美德。
    让她倾囊相助的，不仅有她的病人，还有她的学生。建校初，只有“一院”承担着传染病的教学任务，学生多，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的医生又少，邵徳华教授担任主讲。繁重的医疗任务已经足以让人筋疲力尽，但面对二、三十个学生的教学，邵徳华教授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丝一毫，耐心地解答学生的问题与疑惑。她总是为学生着想，为病人着想，在她心里，培养这些学生不仅是让这些学生实现救死扶伤的理想，在这些学生的背后，是让更多的医生来挽救更多的病人。在肝胆科走廊的展示板上，陈列着一行行优秀的全英文的医学论文，科学无国界，医学更没有国界，国内外先进的医疗理念，尤其在上个世纪，往往就是靠这些论文得以传播与交流。邵徳华教授在同济上学时，接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英语水平很高。她常常要做科室的“翻译官”，将这些晦涩的专业单词翻译成汉语传达给大家，让学生、医护人员都来学习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没有一己之心，她将她的全部知识都倾囊相授。1985年，年过六旬的邵徳华教授本应该退休，尽享天伦之乐，但是，一辈子奋战在一线的她，却不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岗位，又在《临床肝胆病杂志》担任了几年编辑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从事了一生的事业。如今，她虽离去，身后却是桃李芬芳，春暖杏林。
    茫茫夜空，星斗闪烁，浩渺的星空静默而庄严，在这星空之巅，有一颗星星在闪烁，闪烁着这位女医生无私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