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郭涵睿 陈美伊）

出生于1939年的吕友仁教授，如今已是80岁高龄，但谈到儒家经学问题时仍神采飞扬。吕先生是我校文学院的一位退休老教授，曾带领团队创办了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争取到河南师范大学第一个文科硕士点。其研究重点是经学，在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碩的成果。

吕教授大学读的是外语系，他曾将俄语和英语学到很高水平。文革时期，他在一所中学任外语教师。后来，外语课停开了。他就想，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读过《二十四史》，没有读过《资治通鉴》，还算什么知识分子？于是就设法借来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来读。

197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教授被选中参与新乡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盐铁论》注释，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书。《盐铁论》注释完成后，吕教授又参与了《词源》的修订。这又是一个让他大量接触古书的机会。他天南海北地跑了不少图书馆，包括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在内。这不禁使他眼界大开，也为他日后报考研究生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吕教授在四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二，成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谈到这里，吕教授难掩激动，他说道：“在研究所读书的这三年，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三年，老师认真教，同学们认真学，如饥似渴，心无旁骛，总想多学一点东西。”1981年毕业，成为我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专业（三年制）硕士，也是上海师范大学001号研究生毕业证书持有者。北京、上海都向吕教授抛出橄榄枝，但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服务乡梓。

吕教授初来新乡师院（今河南师范大学）任职时，这里还只有理科。1985年，新乡师院党委决定恢复文科，而第一个恢复的文科院系就是中文系。因为那时硕士生很少，教师基本上都是本科生，毫无行政经验的吕教授便被任命为中文系筹备小组业务上的负责人。三年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师资问题。该引进的引进，该送出去进修的进修。二是图书建设。他为中文系资料室采购了《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常用丛书，还买了一套《四库全书》的胶卷，可以放在阅读器上看。

1999年，吕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组织队伍，申报历史文献学硕士点成功。这是我校的第一个文科硕士点。这一年，吕教授退休，旋被返聘为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导师。不久，又被中文系返聘为古代汉语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指导的两篇硕士生论文，任莉莉的《七录辑证》和王文艳的《五经正义序疏证》都是两部学术专著，前者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后者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

吕教授说，王力《古代汉语》有不少经学上的错误。例如，帝王的谥号是谁给的？《古代汉语》说是朝廷给的，不对。实际上是通过南郊祭天假借天的名义给的。再如，丧服中的“齐衰”，那个“齐”字，《古代汉语》不注音，显然是读作qí，就错了。实际上，“齐”是古字体的假借字，读作zī，是“缏边”的意思。吕先生说，他希望有机会能给同学们讲一讲，不要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吕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经学。经学当中，又以礼学为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礼记正义》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礼记正义》，都是吕先生整理的，很受社会欢迎。北京大学编纂的《儒藏》精华编中字数最多的《五礼通考》，650万字，是由吕先生领衔与清华大学两位博士合作完成的。2007年，吕先生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之邀，作《礼记成书管窥》专题演讲。该所先后三次聘请吕先生为该所审阅博士论文。吕先生又先后应华东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之邀，作经学专题演讲。

截至目前，吕先生发表了130多篇论文。其《“学识何如观点书”辨》一文，受到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奖掖。三十年前，吕叔湘先生来信：

友仁先生：

    最近在傅璇琮先生处看到大作《浅说“学识何如观点书”》，甚佩博洽。拟推荐给《中国语文》刊出，不知您能否同意？请便中赐复为感。

    如有其他著作，亦盼赐示。

    专此。即颂

教安！

吕叔湘启

1989.1.15

吕先生信奉的三条治学格言是：

⑴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上》）

⑵毋信人之言，人实诓汝。（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

⑶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张之洞《书目答问》）

总结过去，吕先生说：时光荏苒，岁月不居，友仁已是一介八十老翁。回顾过去，尚非完全虚度。之所以能够作出一点成绩，一是靠的改革开放，二是靠的师友奖掖。对这两个“靠”，我衷心地说一句：“谢谢了！”表示“谢谢”的一个实际行动是，吕先生在他八十岁生日之前向文学院资料室捐赠了自己的专著、主编的书、整理的古书，凡三类14种，共计26册，总计约1320万字。

我们衷心祝福吕友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