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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历史性贡献





　　弹指一挥间，新中国行将走过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曲折中前进的征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初步奠定了国民经济体系，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们在实践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最终走了一条脱离我国国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道路。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的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党和国家开始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职务。时年73岁的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做官或做点工作。既然当了共产党人，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做点工作”的这一句平凡的话语，在实践中化为他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性贡献。
　　“做点工作”，对邓小平而言，就是在十年动乱所导致的危难时刻，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吹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早在恢复工作之前，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复出工作之后，投入很大的精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实现安定团结，与此同时，倡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意味着我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就思想解放而言，最根本的就是搞清楚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就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当他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时，就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做点工作”，对邓小平而言，就是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关头，励精图治，进行体制改革，描绘改革开放的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强调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强调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发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逐步确立，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明显改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把关注点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仅如此，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不开放不行。由此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试行内地开放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上述改革的基础上，邓小平确立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到80年代末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做点工作”，对邓小平而言，就是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与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的危急关头，力挺改革开放，最终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思想舆论准备。中国的改革开放时常面临着复杂的国内与国际上的政治严峻考验。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与国际上发生的苏东剧变，不断动摇着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在每一次危急关头，邓小平总是力挽狂澜，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改革开放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主义。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要有“闯”与“冒”的精神，要有“一股气”与“劲”，走出一条新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他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是经济手段。这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
　　邓小平倡导和推进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不仅使中国富起来了，而且为实现中国强起来的奋斗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