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房 1920年10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男，回族，中共党员。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1950年任河南大学医学院眼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在多年潜心教学科研和医疗的基础上，1980年，张效房教授创建了河南省眼科外伤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名誉所长。1988年，创建河南省眼科医院并担任名誉院长。1978年-2006年，任中华医学学会全国眼外伤学组长与名誉组长。1979年-1992年，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和常务委员。1979年，创办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并担任主编至今。1983年至今，任世界眼科基金会理事，中国分会会长。1991年至今，任国际眼外伤学会理事会的理事。1996年至今，任美国眼外伤华盛编委。1998年至今，任世界第一中国行动中方委员会顾问，专家组组长。1999年至今，任全国百人手术复明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并担任郑州大学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我193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抗战爆发后，河南大学首先迁入鸡公山，后来迁入南阳镇平县，医学院直接迁往镇平，虽然条件艰苦，但附属医院很快在镇平县开诊。两年以后日寇打到湖北，随枣战役爆发。由于随县枣阳离南阳很近，医学院匆忙从镇平迁到洛阳的嵩县，此时只剩下文理农医四个学院。文理农三个学院跟校本部在距嵩县100华里的潭头镇，这100华里因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只能徒步到达，粮食也只能靠骡马驮运。后来日寇越过黄河，侵犯郑州与洛阳。医学院先逃难到潭头，又匆忙进入深山，一部分同学留在淅川县荆紫关。后来战事吃紧，学校又迁到陕西。医学院曾到汉中，后又回到陕西宝鸡附近，在姬家殿的农村上课，医院在那里复诊。
　　1939年我考河南大学时，是在镇平参加的统一招生考试，原定在《中央日报》上要公布的录取名单却一直没有发榜，于是我只好跑到嵩县参加河南大学的单独招生考试。后来两次考试都发榜了，两个榜上都有我的名字，统一招生第一名是我，自主招生第二名是我。在嵩县，医学院当时是六年制，前四年在校上课，第五年的时候，上午到医院见习，下午上课。第六年就不再上课了，到医院实习。
　　前五年我们都在嵩县。嵩县坐落在山区，环境很好，非常安静。当时嵩县没有电，所以没有电影院，剧院，也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学习条件很艰苦。宿舍、教室都是民房，开始时还只是把破庙收拾出来当教室，冬天透风，夏天闷热。那时没有课本课文，教授讲课，大家记笔记。没有笔记本，没有钢笔，没有墨水，同学们就自己在杂货店买大张的油光纸裁一裁，拿着针线订一个本。没有墨水也好办，在杂货店买点染衣服的蓝染料，化成水，把木棒削尖当钢笔蘸着写。现在我写中文、外文都写得很直，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晚上自习，没有统一的地方，没有灯光。第一年还有煤油，可以点煤油灯。第二年没有煤油了，油很贵，买不起，只有菜籽油，点一个小灯头，两边坐两个同学，这样来学习。
　　那个时候生活艰苦，伙食非常差，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学校发贷金四块钱，之后需要偿还。每天一毛钱做伙食，同学们轮流到粮坊买粮食，让郊区的农民磨成面粉。五年里从来没见过肉，没有鸡蛋，豆腐，只有青菜。我现在回想，连红萝卜都没吃过，红萝卜贵，吃不起，只有白萝卜。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
　　我还好，当时在县中、小学兼课，给学校写讲义。别的学科不要讲义可以，学外文必须要讲义。当时医学院的教师都是留学德国的教授和博士。一年级入学第一节课是德语，ABCD不能用了，变成德语了，重新从字母学起。没课本不行，必须得有人印一个课本，学校有本书叫德语入门，只有一本，据说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编的，学校给了我。我晚上写了讲义，然后用嵩县的石印，印好以后发给大家。我们学校写讲义没有报酬，但补贴灯油，灯油用不完，可以拿去炒菜，这样就可以改善生活了。
　　我假期当家庭教师，帮助考大学的人补习数学、物理。我在县中、县师兼课，原来兼数学课，一个学期后因为时间分配问题作罢。第二年学校缺音乐体育，我又兼音乐体育。体育不用备课，也没有作业，但必须带学生上早操。我早一点起来先到学校带着同学跑操，然后赶回去吃早饭，然后再赶快上本科的课程。这项工作有一点待遇，我用这些钱帮助了另外两个同学，就这样我半工半读度过了五年。
　　当时学校老师讲课非常认真，学生学习也非常努力。医学院从开封迁到镇平，又从镇平迁到嵩县，所有图书、仪器、附属医院的各种药品、病人的X光照片等，都用牛车运输，没有丢失。我们在嵩县上学的时候，每三个同学可以分到一个显微镜，都是德国的显微镜。图书馆里的书是德国的原版书，两个同学可以借一本。我记得在解剖课上，老师要求我们自己将重要的解剖图画出来。根据什么呢？就根据那些书。于是，大家参考那些书籍，画出好多解剖图，并用拉丁字母注上名称。当时印象很深，以至于现在我看到一些拉丁名称还能认得。
　　为什么学习这么认真？源于一种爱国思想。从抗日战争开始，实际上从九·一八开始，青年的爱国心极度迸发。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学校举行讲演比赛，题目是对于日本侵占东北的看法。我写好文章交给老师修改，然后在学校讲演。学生不能端起枪炮去打日本，怎么办？抵制日货！当时日货充斥市场，几个同学一起，拿纸做一个三角形的小旗，写上“抵制日货”四个字，粘在小棍上。同学们到了商店里，看到货架上有日货，就拿到门口人行道上。店员也好，老板也好，看着也不敢干涉。如果干涉，会引来更多人，商家受不了。我当时写上“抵制日货”四个字，踩在椅子上，将货架上的日货拿下来，扔到过道上，能烧的烧了，不能烧的会有警察局的车拉走。
　　出于对日本人的愤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同学选择投笔从戎，一些同学通过演唱革命歌曲、表演话剧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战情绪。另外一部分同学则像我一样上医学院，学好医学，为人民治疗疾病，为伤病员治疗伤患，在后方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国家尽一份力量。我们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潜心学习医学。
　　求学期间我们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晚上在菜籽油灯下复习到很晚。我们学院是一位大户人家腾出来的一个院子，邻着叠翠峰，每天天一亮，小山上坐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拿着书或笔记本复习功课，那时我们认真学习不是为了考学位，而是为了学好医学去救国。
　　那时有许多医学院内迁，如北京、上海、广州的医学院，河南大学也内迁。医学院内迁过两次，内迁时那些腐蚀性的药物都没有丢，全用牛车拉了出来。教授也大部分都没有走。外科有闫成义，内科有张静吾，皮肤科有刘蔚同，病理是卢长甫、卢培仁。生化药理这些都是留学德国的博士。那时日本美国的博士读起来很容易，德国的需要教授面试，毕业很难。因为学校教学水平高，学生又努力，并且很多医学院内迁以后逐渐没落，当时河南大学医学院在国内大学评比中名列前茅，成绩优良。
　　1952年河南大学医学院独立为河南医学院，1985年为河南医科大学，2000年后与郑州工学院、郑州大学合并为郑州大学，我变为郑州大学职工，但是我的身份永远是河南大学毕业生，是河南大学把我培养成一个医生，我终生不能忘记。
　　（本文节选自张效房先生2019年4月14日在我校医学院“明德医学讲堂”上所做演讲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