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郑德荣先生逝世后，学校掀起了向郑德荣先生学习的热潮，为纪念郑先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一生，引导广大师生进一步学习他高尚的精神品格，从本期起，“闪光的师魂·追忆”栏目，将陆续刊登郑德荣先生生前学生、亲友的纪念文章，鼓舞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师生员工像郑先生一样，以实际行动写好新时代教育的奋进之笔，为学校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

郑德荣先生是我国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权威，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建树卓著。2002 年，当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的时候，就已经听说郑先生威望崇高，地位显赫，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那时，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总是感觉郑先生遥不可及。在政法学院二楼的大厅里，有一排陈列着学院教师教学、科研成果的书柜。第一个书柜，便集中陈列着郑先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厚，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大学读书期间，郑先生做了多次学术讲座，使我对郑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影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后来，读硕士、博士期间，学位论文选题始终与关于毛泽东的教育研究分不开。虽然我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有关问题，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毛泽东的思想生成、发展以及当代价值问题。而这恰恰是郑先生擅长的方面。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郑先生是怎么做的？他是如何开展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的？所以，对郑先生的文章一直是仰慕、拜读。而今，郑先生以 93 岁的高龄离世，突然之间让我感觉到又一个大师离我们远去了，与郑先生交往的一些细节也让我想起郑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些思想启示与人生启迪。在大师的自然生命愈渐走远之际，大师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却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2009年，我跟随于伟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读书之初，于伟教授就和我说，以毛泽东为核心词写成一篇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博士论文，反映当代中国教育哲学史的命题。一个大篇幅的博士学位论文， 不是三言两语能完成的， 必须深深地植根于文献、 情境以及论证过程中。在这期间，于伟教授鼓励我去拜访郑先生， 并主动帮我联系郑先生。后来我们有机会邀请郑先生到田家炳楼的五楼会议室里给博士生们讲授了一点他的治学心得和研究经验。当时， 郑先生专门谈到他在 《光明日报》 发表过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只有两三千字，但是却几易其稿， 反复修改， 字斟句酌， 最终的成稿实属不易。那样一丝不苟的治学历程， 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无不为之动容。严谨、 认真的学术态度， 科学、 理性的学术思考，早已经超过学科、专业的界限，推动着我们树立科学的学术观念。

后来，有一次我去拜访郑先生，和郑先生聊起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一些问题。郑先生很谦虚地说，我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认识、有理解的，但是对早期不了解。郑先生帮我分析了研究的难度，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帮我进行了逐条分析，并向我推荐了几位专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学者。郑先生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要尊重史实，抓住史料，从文本出发。因为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文本很多，包括民间的一些论说，传记、访谈录，包括海外的一些作品等都大量地出现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有些东西可读，但它并不具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或者说有些史料截至目前仍无法考证，但很多权威性的文献应该很好地去挖掘、去探索，所以郑先生多次告诉我，他说：“你要更多地去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 《毛泽东传》，看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文集》 《 毛泽东年谱》，这些我们国家已经反复论证过的文献” 。对于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而言，这可能是研究的基本功；但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确实是醍醐灌顶。后来，郑先生多次在文献的查询、资料的运用以及研究过程方面给我以启迪。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我拿着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去拜访郑先生，向郑先生报告我的思考和接续研究计划。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在郑先生的书房里，郑先生详细询问了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很多是教育学专业的一些研究，但郑先生仍非常认真地和我交流，并和我聊起毛泽东教育思想方面的一些论述和观点，让我谈谈看法。现在想起来，那时那景虽已过多年，但仍历历在目，郑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这激励我在研究中，要像郑先生那样重视史料挖掘，还原历史之真，求索文本之实，透视思想之果，更好地将学术、生命与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求实、求真。

从 2002年走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至今，郑德荣先生的名字犹如精神符号一般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郑先生的思想不仅仅通过其门下的博士、硕士得以学术化地传播、思想化地引领，而且以他宽厚的学术风范、深厚的知识底蕴以及严谨的治学风格，感染、影响和带动了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截止到 2018年 5月，我们仍能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到 2017年郑先生有 3篇与学生合作发表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同事介绍说，郑先生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前一天，仍在病床上进行学术思考。郑先生曾经在报告中说，争取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到那个时候他 96岁，还要继续进行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学术研究。96 岁！100 年！这不仅是数字化的表征，而且更是一种对学术研究的深沉挚爱与无限情怀。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在郑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社会各界的友人都来送郑先生最后一程，这既表达了我们对郑先生的不舍与思念，同时也更加理性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大师已去，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表达，但是大师留给我们的思想、启迪和人格风范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走下去。

（作者为教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