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浙大医学在SCI论文致谢偶像林俊杰”一事上了微博热搜，引起热烈关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胡江华在SCI上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第一篇论文，在论文致谢的部分写道：在过去的10年里，林俊杰的歌曲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持。

　　这条新闻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热议，主要是因为它颠覆了大家对传统“追星”方式的印象，人们很难把科学研究与流行歌手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追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粉丝围堵机场致航班延误，破坏了公共秩序；为了追星斥巨资，不学习不上进；更有甚者私闯明星住宅……“追星不能盲目，偶像所传播的正能量推动着我们不断进步，成为更好的人。”这也是胡江华最想通过这件事传达给大家的。

　　实际上，“追星”自古有之，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大文豪苏轼的偶像是屈原，他曾路过屈原的故居，在含泪祭扫后，创作出名篇《屈原庙赋》，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屈原悲壮投河的惋惜和爱国精神的崇敬，对屈原的高风亮节更是钦佩不已。李白和杜甫的故事也被人津津乐道。偶像虽然行为乖僻，性情和自己也南辕北辙，但正是这样的李白，教会了杜甫用潇洒一些的态度面对人生。对杜甫来说，李白身上的洒脱，正是他缺少而又向往的东西。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上世纪80年代的邓丽君，90年代的香港“四大天王”，到21世纪初的“哈韩哈日”，一些人对于明星的追逐，已超出了正常的喜爱、崇拜，甚至达到了痴迷、疯狂的地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过度追星其实是对自我需求的满足。一种满足是弥补自我的缺失，另一种满足是快感的刺激。与偶像进行“虚拟亲密”的快乐所带来的巅峰体验，很容易让人迷失了自我，沉溺其中，不愿面对真实，形成强迫或过激行为，即以某种“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回避。

　　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规则，明星可以成为偶像，每个领域的社会人如学者、科学家、运动员甚至是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偶像。

　　2010年，80岁高龄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云南农业大学演讲，立即成为师生追捧的对象，现场不亚于任何大牌演艺明星的粉丝见面会。一名女生因为没拿到袁隆平的签名而难过：“作为农科大学生，袁隆平就是我的偶像，尤其是他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献身农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景仰。”

　　新时代的青年人肩负民族复兴的重任，更应该以“民族的脊梁”为偶像。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让美航母舰队后退一百海里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青藏高原的植物学家钟扬；一辈子隐姓埋名，52年坚守罗布泊，参与中国全部的核试验任务的林俊德将军……这些默默无闻为国奉献的人，才应该是我们要追的“明星”。

　　我们崇拜一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拥有我们渴望，现在却无法拥有的东西，他是一个“更好的自己”。真正的偶像，能够拓宽我们人生的广度，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我所理解的崇拜，不是盲目与狂热，不是“神化”偶像，不是表面地模仿，更不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获悉他的隐私，而是欣赏他的态度，敬重他的品格，学习他的才智，最后甚至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他，拥有与偶像同等的风骨，同样的霁月光风，这才是对偶像真正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