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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骚：有路与无路的抉择




　　《庄子》与《离骚》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璀璨明珠，因其时代地域相近，思想文风相通，故世人常好将此二者并举。而其背后关于庄子与屈原在面对现实苦难时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更是为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清人刘熙载对此评价最为中的，其言《离骚》是“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而《庄子》则是“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短短数语，不仅点出二书全旨，更概括出屈原与庄子在面对人生困苦时的不同抉择。
　　屈原“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的悲剧早已家喻户晓。芜秽的土地从来容不得香兰过分高洁，面对叔世溷浊，时运乖张，虽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屈原从不至于无路可走。“离骚”并非难事，或退隐、或变节、或去国，皆可挥别眼前悲哀，然而屈原却将这三条路的尽头全部归向死亡，在“伏清白以死直兮”的铿铿言语中，由“有路可走”沉入“无路”的汨罗河中。尽管可以摆脱命运的悲剧，但最终还是选择以死亡挥别，这绝不是因为屈原本就渴望死亡或虚无。在《离骚》之中其曾多次流露对年华易去的担忧，“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有着对时光的不舍足以表明其亦有对生命的眷恋，但恐“脩名之不立”，又可见这种眷恋更多是在于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换言之，生命是屈原实现理想与信仰的手段，而当理想被不可抗的命运扼死时，于屈原而言生命即已毫无意义。其宁愿投身于死亡，以消灭自身的方式去否定、去反抗既定现实命运中的荒唐与污浊，亦不愿苟且偷安。由此而言，其将死作为人生悲剧的归宿，正是因为太过坚守于理想，执着于认真地活着，为此丝毫不肯妥协于现实与命运。尽管最终的死亡亦无益于怀、襄二王，但其生命悲剧的意涵却在这无言的斗争中蓬勃而有光辉。
　　而庄子“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则又是另一种境界。尽管《庄子》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散文风格留给后世更多的是一种旷达乐观、超然物外的精神感触，但庄子所面对的现实却满是悲哀与无奈。不同于屈原王室宗亲、楚国大夫的高贵，作为没落贵族、漆园小吏的庄子槁项黄馘，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在困苦生活之外，其所处之世亦是昏暗无道，“窃国者为诸侯”“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内外困厄之际，庄子业已无路可走，然而其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即使现实束缚住手脚，却锁不住精神。于是庄子将物质的追求转向精神的提升，在现实之外徜徉于形上境界。在《庄子》中，现实的逼仄无碍于无何有之乡的广阔，物质的窘促无减于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气魄，生命的短暂与拘束更无法限制其精神与意念跨越时空，追求永恒，在“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中绝对无待地逍遥自如。当所有人还在为一泓泉水哓哓不休时，只有庄子看到了江河湖海；当所有人还陶醉于“相濡以沫”的执念时，只有庄子选择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在大道的江湖里，开始一次新的起航！这即是刘氏所言“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尽管这路不免飘渺虚无，其学说不乏看似厌世避世的悲观与消极，但事实并非如此，庄子乐观豁达，追求独立与自由，其给与世人的是希望，是启迪，是敢于超然物外、愚弄苦难的勇气，是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气骨。这亦或是后世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的缘故。
　　虽然庄、屈二人境遇不同，但其作品之中对现实的批判与抗争、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执着、对人格尊严的捍卫与重视却是一致的。这正是庄骚精神不朽之处。“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尽管屈原之死不免徒劳，庄生之境未免玄远，但庄骚精神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却传衍千载，启儒道互补之先，于后世文人影响深远。时过境迁，于今日而言，庄骚已成绝唱，自然不必肖其形状，而当学其精神。于有路可走处留一份坚守与执着，在无路可走时多一份旷达与超然，坚定理想，坦然向前，以此对待人生的迷茫与坎坷，我们便可以看得更深切，走得更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