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政老师的一生离不开一个“书”字，读书、教书、编书、藏书、用书。新志、旧志、各类历史书籍，22个“顶天立地”的书柜摆满了客厅和4个房间，走进鲁老师的家中，仿佛置身一个史志图书馆。“读书、教书、编书是我一生的‘三部曲’。”鲁老师说。
　　鲁老师是我校校友，曾任我校历史系党总支书记，1993年被评为具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的合影，被他挂在客厅西侧墙面上。
　　“母校犹如大树之根，丰硕成果源于恩师”
　　鲁老师将自己与母校结缘归结为“机缘巧合”，而这个“机缘巧合”，让鲁老师与郑州大学的缘分一结就是25年。
　　1959年，鲁老师考入我校历史系，他认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得懂历史，要学习毛泽东主席，像他那样博古通今。在母校期间，他喜欢听稽文甫校长等名师的报告，这些老师讲的课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给人启迪和智慧，鲁老师把它们比作“高级营养餐”。
　　1960年，鲁老师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中华全国学生第 17届代表大会。会上，时任副总理陈毅的一句话至今还让他印象深刻：“只红不专万金油，只专不红没脑袋。”鲁老师把它当做一生的座右铭，他说：“红就是德，专就是才，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德才兼备。”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从入校开始，鲁老师就坚定了留校的想法，从1963年留校任教，这一干便是21年。在讲台上，鲁老师授课游刃有余，他说：“教师的职能，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必须要把教材融化于心。”在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期间，他仍兼任教学工作。
　　“我今年80岁，在母校的学习4年，而后留校任教、从事党务工作21年，”老先生这样回忆他的一生，“没有前面在郑大的扎实根基，就不会有今天。”他把母校的培育之恩喻为大树之根，在母校读书、教书、从政，为他以后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死了化成骨灰，但志书流传千秋”
　　鲁老师常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志书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瑰宝。我们当代人修志，就是为了继往开来，传承文明。”
　　1984年，鲁老师奉命调任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任副主任，主持日常编史修志工作。他秉持着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原父老乡亲负责的担当精神，一干就是30多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干则已，干必干好。”
　　从 1984年至 1998年，在其主持编纂河南省修志期间，鲁老师先后走访 《河南省志》100多个承编单位、18个市（地）以及100多个县（市、区）开展调查研究，指导修志工作。新编首轮《河南省志》共65卷，全书两千余万字，鲁老师最少要经过修改与审定两遍累计约四千余万字。他反复看、反复改，从篇目设计、志稿评议、审定、出版到发行，所有的流程他都亲自参与，一丝不苟。他坚持以忙为乐，从不过节假日，有时候腰累得直不起来他就躺在床上改稿子，改完稿子，他又积极参与领导、专家、学者和修志编纂工作者的评稿会。经过鲁老师和修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河南省地方志事业开创了四个第一的大好局面：《河南省志》（100部分志65卷2000万字）分期分批在全国率先出版；1998年出版了全国第一张 《河南省志》光盘；《河南省志》荣获省部级二等以上奖项59项，位居全国榜首，并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称赞；1998年，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开始第二轮志书的续志工作，修志工作领先全国。
　　鲁老师强调，编纂志书要百花齐放，不要一个模式。突出特色是提高志书质量的精髓，是增强志书质量生命力所在，也是避免“千志一面，千志一曲”的关键所在。一次，鲁老师去参加评稿，有的人要比葫芦画瓢，拿着一份稿子抄，鲁老师坚决拒绝了这种做法。他说：“修志必须要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认真负责。”
　　在鲁老师看来，志书编纂的好坏关键是质量，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他提出提高质量的三项要求：一，思想性是灵魂；二，要紧紧抓住文献资料的“新、全、准、深、精、活、严、雅”八字诀；三，科学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核心。鲁老师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有效工作方法，宏观调控、中观落实、微观开展，为提高志书的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
　　“苦求索耐得半宵寒，乐修志终年无长天”
　　“苦求索耐得半宵寒，乐修志终年无长天”，这是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陈守强同志对鲁老师的评价。
　　2000年，63岁的鲁老师从岗位上退休下来，本应该安享晚年的他，给自己明确了“一退三不退”的原则：共产党员的义务不能退；党和人民培养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退；弘扬中原文化的激情不能退。
　　2002年-2012年退休期间，鲁老师受聘为河南省监狱志系列丛书顾问，他参与了志书修改的全过程，仅最后一部他就写出一万多字的修改文稿。本着“调整、补漏、纠错、提高”的原则，他对志书的框架结构、序言、凡例、附录等进行批改修正，将该书的时间跨度延长了3600年，形成了贯通古今的 《河南监狱志》。这一志稿修改的典型例子，正是鲁老师修志改稿30余年的一个缩影。
　　自退休以来，他先后参加修改 《焦作市志》等各类志书100余部；撰写《新方志论集》等专著3部。参加主编《河南通鉴》（获省级一等奖）、《中华通鉴·河南卷》，先后他亲自纂写70余万字。
　　中国自古有“著作等身”的说法，但是鲁老师编著与编审的书籍摞起来早已超出了等身的高度。1985年-2015年间，他参加评议审改省、市（地）、县（市、区）志和部门志等各类志书累计424种，约1.7亿多字，在《中国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325篇，已出版的独著、主编与任副总篡和主编的书刊111部3254万字。在鲁老师的修志生涯中，他曾担任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编审，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河南省史志协会会长，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华夏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他的事迹也被收入《中国专家人才库》《当代志坛群星集》等。
　　“我的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如果非要说爱好，那就是修志。”80岁的鲁老师至今仍然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勉励自己，愿为地方志事业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