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1980年，发表在《河南师范大学报》上，题目叫《希望》，距今已经近四十年了。那时，我在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大学）读历史系三年级。《希望》讲的就是我们村里四十年前包产到户的事。可别小看了包产到户，它拉开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今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年，总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再讲一讲写作《希望》的前前后后。
　　我是1977年恢复高招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上大学前，我在村里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当时二十郎当岁，豪情万丈，一心想带领全村父老乡亲大干、苦干、拼命干，干出一番事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想通过挣工分过上好日子无疑是天方夜谭。那时候，一个青壮男劳力一年的工分也就能分一百多斤小麦，遇上旱涝年景也就分几十斤。当时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大家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穿暖，在逢年过节时能吃上饺子，平时生活中能吃上粗细粮搭配的“花卷”。现在还能想起在那个年代，过年时家里蒸的白面馒头，凉着吃特别香甜，当时能吃好几个。当然都是偷着吃，不敢让父母看见。因为只有在过年这一天，全家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变革的前夜，各种思想观点异常混乱。一个新事物的出现，会立即引来赞成、争议，甚至攻击谩骂等各种声音。如，1978年底，在饿怕了，穷急了的情况下，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搞的“包产到户”，就如同一声炸雷，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大争议。要知道，就在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仍然强调的是，“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对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如果是在文革中，领头人即使不被杀头，也有坐牢的危险。好在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始，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但没有被追究，而且全国各地农村纷纷学习借鉴，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一直到1982年，中央才正式肯定“包产到户”。
　　从1978年底小岗村包产到户，至1982年被中央肯定的那几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村分地，有的村不分地；有的县分地，有的县不分地，有的地方甚至在县界架起大嗽叭，互相攻击。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感慨。
　　我也是“穷怕了、饿怕了”的众多农民中的一个。虽然上了大学，但我仍然记挂着我的家乡，记挂着我当过队长的生产队。1980年暑假，我回到家乡，真真切切看到了“包产到户”给家乡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欣然提笔，写下了《希望》。虽然这篇小文不值得一提，但它讲的正是引发40年改革大潮的农村改革。要知道，到1982年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后，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广大农村才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所以，我非常感谢校报的编辑老师，也敬佩河大校报主编有眼光有远见。
　　包产到户使家乡发生巨大变化，父老乡亲再不用为吃穿发愁。事实说明，农民要过上好日子，出路在改革；国家要振兴，出路也在改革。当时，可能朴素的感情多于理性，但文章讲出了农村的希望在改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步伐。
　　4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有幸成为40年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当然也是受益者。在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就需要改革再出发，进一步深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只要改革不断深化，我们的国家就充满希望！
　　（作者系77级校友，现居郑州）附：
　　希 望历史系三年级(一九八O年十月)放假的当天下午四点，我回到了家，回到了我当了三年生产队长的生产队。
　　“地是怎么样分的”？“队里干部的看法”；“社员的心情如何”等等，我内心带着疑问，走进了社员马二叔正在干活的地里。二叔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干农活的里手，队委会的委员，我当队长时，还是我生产上的“参谋”呢！
　　“啥时间回来的？”二叔脸上堆笑，亲切地问。
　　“刚下车，我就来地里了”。
　　“还没有忘记农民是怎样干活的吧？”
　　“不但忘不了，我还希望队里快快搞好呢”。
　　一阵寒暄之后，二叔循着我的问话，打开了话匣子。“现在咱这有希望啦，和你当队长的时候大不一样，那时你也没有少操心，队里也没有搞好。可现在，你走才二年多，咱队已经差不多了，吃粮过了关，有一半户像金牛家、国杰家已经富起来了，饭吃得好，衣穿得好，槽里有牛，圈里有猪，比个工人还拿钱哩！就是我家，现在也养了两头牛，都是几个月前一百多元一头买来的。可现在，哪头给两百元我也不卖”。“这样搞社员满意不？”“那还用问，谁不想发家致富！”
　　“啊！你问地是咋分的？这可不是分单干，走回头路，这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咱队里的地全分下去了，就是队里按劳力把地包给社员。给你定产量，多打归你，少打罚你。你也看见了吧，今年的秋管就是八仙过海，所以，庄稼好坏不太匀，你放心，吃不完的粮食。”
　　群众对现在的形势都说啥？我又问。
　　“大部分都满意，因为这样使大家越过越富。也有不满意的，像那几户工人家属，孩子多，劳力少，种地有些困难，现在队里面正在想法给他们照顾。啥事要看大部分，不能讲个别人，对现在形势，还有人说是复辟呢”。
　　最后，二叔关切地问我：“你在大地方，知道的政策多，农村现行政策不会再变吧？”
　　我想了想，这样回答他：“以后，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你不是知道党要使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吗！至于责任制的事，前天电台还在表扬我们地区呢。报纸上也说了，就是对一些把地乱分的生产队，也不过是引导过来就行了，你放心，共产党不怕农民富。现行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政策，现在的政策符合我们这里的实际，怎么能随便变动呢。”
　　晚上，我回味着自己忙忙碌碌的几年队长生活，又想想党的现行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心里说不出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