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摄

　　想起河大抗战办学的事，心头便袭来一抹悲壮之情。
　　1942年，我父亲刘立亭还在孟津打游击,四弟就出生在这里，因此，取名津生。当时，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了来年，父亲受聘于张静吾，便在河大医学院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张静吾在医学院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他把留学时所形成的医学理念在医学院全面实施，形成了一股“重临床”，“重人体解剖”的好学风。
　　由院里统一安排，我家与解剖教研室主任李赋京家是近邻。李主任也喜欢运动，于是便与我父打得火热。他们一起跟学生上早操。下午进行各种球类活动，像篮球，排球，还有网球。不过，那时网球被称之为“贵族球”，很少人会打。起初，父亲只是把网球当壁球打，之后，终于找到一位球友，那就是张静吾。他俩因网球结缘，毕生都奋斗在医学院各自的岗位上。当年，医学院重视体育锻炼是与张静吾的倡导与榜样分不开的。他曾说:“医生没有一幅好身板儿是不行的，一个大手术站几个小时，怎能坚持下来？”
　　当时，解剖实验室面临一个大难题一一没有人体标本。于是，李主任就求父亲帮忙找尸体，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带领着解剖室的同事和实习的学生，一起到荒山野岭寻找人体标本。而这种事只能在夜晚进行，以免惊扰了村民。晴天时还好说，而在阴雨天，那标本的模样令人毛骨悚然。幸好，有我父亲为之壮胆，因为经过战火洗礼的他，早已对死尸司空见惯了。可是，几次找回来的尸体都不见踪影，出于好奇，我就向我的同学、李赋京之子李昂询问。他悄悄带我去了一个非常隐藏的半阴半阳的窑洞，原来这里就是人体解剖室。他打开房门，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李昂对这里很熟悉，他打开一个储存手臂的器皿，并拿出来演示手指是怎样活动的，这让我大开眼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河大师生告别丹江口到陕西。在潼关渡口，一场考验河大医学院师生医术的战斗打响了。成群结队的难民裹挟着扶老携幼的河大师生及其家属，滩头一片混乱，难民越来越多。而把持渡口的国军及其伤兵，强行征用渡口的船只，使渡船更加稀少。等待渡河的密集人群让敌机发现了，一次次的狂轰滥炸，使士兵和难民死伤不计其数。河大医学院的领导迅速组建了几支战地救护队，不仅救治受伤的师生和难民，而且还为军队的重伤员手术、疗伤。当时军队虽然也有救护队，但是人手不够，医术也不过关。后来，许多爱国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军队的战地救护队。
　　这场潼关渡口救死扶伤的战斗，就是当年河大医学院师生的一首青春的赞歌。面对生死存亡，他们是和危险站在一起的人，他们是舍己为人的人。
　　可以说，河大医学院在张静吾倡导的学风中，使战乱中的医疗事业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此次战地医疗队的实战实习就是明证。薪尽火传，河大医学院良好的学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见到了成效。河大医学院一附院的外科，特别是胸外成为当时全国一流的团队。该院独树一帜的心脏手术早已闻名于海内外，不但最早使用体外循环，还最早使用了开胸术，为许多心脏病患者带去了福音。这也践行了河大的校训：“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