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知道《自由谈》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今天，想将我所了解到的写下来。

在此，我除了要讲从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间，关于《申报·自由谈》的一些事情之外，还要再加入一些个人的了解与随想。

《自由谈》是申报著名副刊之一，属性于“低级趣味性文字”。“低级趣味”，顾名思义——带有贬义的色彩，但对于人类、动物的进化过程而言，在相对着初始的、固有的、共同的部分，《自由谈》里就有着这样玩转“低级趣味”的进步作家们。他们用这类文字来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引起广大市民对于社会事件的关注。

1932年底，《申报》总经理、中国“报坛巨子”史量才借《申报》创刊60周年之际对《申报》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而做为其副刊的《自由谈》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他大胆启用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编辑——黎烈文。为了使《自由谈》焕然一新，黎烈文团结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使其内容偏重于杂文、短评等民主的自由言论。

在我看来，《自由谈》主要是因为有鲁迅的存在，才会如此精彩。夏衍也曾说过：“黎烈文成功主办《自由谈》就是抓住了一个鲁迅。”的确如此。其实我对鲁迅先生的浅知是在初高中时写“阅读理解”开始的。还记得当时的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从来没有作家像鲁迅这样，如此嵌入历史，又如此备受争议。有人说他是刻薄的“绍兴师爷”“无情的教化工具”，最不幸的是，他还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噩梦”。

深入了解鲁迅先生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看到了一句话：“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所以我对先生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横眉冷对”、“直言正色”、“言语犀利无比”中。以前是不懂他，现在看他的文章却能流泪。这是除了林语堂之外，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家了。毛泽东曾评价他：“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名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先生给《自由谈》竖起来一面旗帜。

当时的《申报》对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出于时事的刺戟，而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他用他犀利的言语揭开了当时社会虚伪的面纱。

现在一提起《自由谈》，人们马上会想起鲁迅先生，想起他对这个副刊的成长所付出的劳力。这一点无可置疑。不过茅盾先生的功绩也不小，鲁迅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就是将茅盾和自己并提的。《自由谈》改版之初，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里的那篇《编辑室启事》里就有提到：“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这提的是两个人。更有国民党文人说鲁迅、沈雁冰垄断《自由谈》，可见茅盾先生在《申报·自由谈》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迹；而茅盾先生的文章在反映旧上海都市文化方面确实有着其独特的一面。

同时我读了茅盾先生的《雾中偶记》，感觉茅盾先生在散文文体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同情立体，即体成势”的特点。茅盾先生的阅世是极其之深的。且他本人对这世间的观察也极细致的，行文每不忘社会人生，成为了中国社会分析型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以个人的感触与经验作为出发点，但并不局限写自我，而是通过“风景”的发现去引申和融合。他的这种入世精神与家国情怀，虽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学，但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又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除了鲁迅与茅盾在《申报·自由谈》上担任主将外，郁达夫、徐懋庸也给《自由谈》写了不少精美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还有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老舍、巴金、风子（唐弢）、陈子展、臧克家、田间、张天翼、靳以、柯灵、李辉英、郑伯奇等。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副刊——《自由谈》，它深受现当代读者的热情喜欢和褒扬。但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在一面被看好的同时，另一面肯定会有不可避免的的贬抑。在那个黑暗且动荡的年代，由于黑暗势力过于强大，黎烈文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1933年5月25日，他刊出一条《编辑部启事》：“‘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尽管少谈大事，不发牢骚”，黎烈文在主编《自由谈》仅1年零5个月后，还是被迫辞职了。张梓生接任主编后，仍继续刊登进步作家的作品，另增加了一些散文、小品。不过这还是不能改变什么，因为当时的国民党除加紧文字检查外，还利用特务小报制造谣言，威胁张梓生。1935年10月31日，张梓生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并辞去主编职务，这个创办了24年之久的著名副刊最终被迫告终。

1949年5月，《自由谈》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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