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60年代初期的农村人，曾经是最大的不幸者，因为他们出生于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成长于知识贬值的时代。出生于60年代初期的农村人，更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搭上了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班的高考快车，在他们真正地开始人生旅程的时候，就一直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

我的知青情结：知青，农村文化沙漠的拓荒者

印象中知青下乡的时候，我站在码头边与人们一起高呼口号。这边喊“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那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彼此呼应着，很是热潮。那里的我也就五六岁的样子，举着小拳头，很兴奋的样子，完全忘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四类分子”的后代。这是我这一生中对政治生活最早的记忆之一。那时的我不知道知青是什么，直到“知青”做了我的老师，我才明白“知青”原来是从城市来到乡下的有知识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知青下乡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取消了高考，城市赋闲人口大量剧增，知青下乡就成了缓解城市压力的“好办法”。知青的到来使原来土地不多产量不高的农村资源变得更艰难，所以不少地方知青与农民都不乐意。农民感觉知青的到来分享了他们的土地与粮食，知青认为我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谁愿意来这里与乡亲们抢食呢？但知青却成了我的福利。本来，我有一个土著老师，他一生断断续续地上了四年学，但却当了我四年的老师。知青来了，他们有文化，可以当老师。然后，我的生活中就烙上了知青印记。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老师中，知青老师是最优秀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知青，成了农村文化沙漠的拓荒者，使很多像我这样的懵懂少年可以通过识字读书去认识世界。

因为我的特殊的成长经历，我对“知青”就多了一分理解与关注，感恩他们的付出与牺牲，关注过去与现在。

我的高考：知识改变命运

那时候，城乡差别就是天壤之别，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高考和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城乡差别，给了人们公平竞争的机会。有志有才青年可以通过参加高考跨越城乡鸿沟，有为人士可以通过参与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知青落实政策返城了，高考全面恢复了。我感觉，这就是为我一个人制定的政策。因为大办学，扩大了高中招生指标，我有幸在那时的“中考”中脱颖而出，贫下中农“给”了我一个读高中的名额。家里穷，但我母亲很气魄，她表示就是当了家产，也要供我上学。与我同一年读初中的另两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选择下田挣工分，我进了高中。我的化学老师通过高考成功返城，临别讲话开启了我的大学梦。他说，知青落实政策需要时间，也需要“关系”，但高考不需要，高考只需要自己的知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当时，生活在水乡，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在电影里看过汽车，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实体自行车的我就在想，我的知青老师可以凭高考返回自己的故乡省城，我也可以通过高考到自己向往的城市。

后来，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又成了大学老师，我的孩子也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跨越；我的那两个下地挣工分的同学，因为改革开放，有机会到城里做生意，成了小康之家。在试卷面前，不论你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都可以通过高考展示自己的才智，实现人生的理想。

我的教龄：与教师节同岁

生活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教师是幸福的。1985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上班没几天，就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我感觉，这就是为我们这一批人举行的入职仪式。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瓦尔娃拉的形象与教师节所营造的全社会浓郁的尊师重教氛围，让年轻的我们在教育岗位上很有自豪感。

生活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教师肩负的使命是光荣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持续大规模高层次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进。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成就一代人的梦想，改革开放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希望。作为教育、教师劳动的最大收益者，作为教师的我们，不可能去回馈当年的某一位教师，守住三心讲台，奉献青春热血，将知识传授给更年青的一代，将新时代的理论成果与年青的一代分享，将爱的火炬传递，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使命。（师范学院 沈桂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