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复旦大学江巨荣教授打来的电话，令我有些意外。江教授乃戏曲研究大家赵景深先生的高足，年已八旬，仍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笔耕不辍，多所创获，令人感佩。我与江先生，结缘于多年前的一次戏曲学术研讨会上，其大作亦时而拜读，获益匪浅，但彼此间通电话却很少。先生在电话中告知，由他主持的“新世纪戏曲研究文库”（10册），经严格评审，新近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出版方复旦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时间、品质要求都比较严”。他说，我俩戏曲研究的切入点相同，皆是从文献入手，方法、思路也多所相似。我近年发表的戏曲研究小文，多为他所关注。承蒙他厚爱，邀我加盟“文库”的撰著。闻知此事，当然很高兴，但我的一系列书稿，大都由儿子打理，我们签约的书稿已是不少，他手上任务繁重，不知有无时间操持此事，故未敢遽然应从。待儿子回家，我们父子俩商议后，才敲定此事，立即给江先生回复并向其表示谢意。
　　因清代戏曲研究相对薄弱，本人早就萌生撰写一部《清代戏曲传承史》的想法，目下所做的清代散见戏曲史料的访求与研讨，不过是为将来研究工作的开展作铺垫而已。一旦文献寻访较为完备，即可进入系统的传承史实质性研究。当然，毕竟年龄不饶人，早已进入白发苍苍、齿牙摇落的时段，能否如愿，还要看身体状况如何。人称，“只有从内心里面迸发出一种对学问的炽烈热情，并且到了一种痴迷忘我的地步，才有可能做出具有创造性的成果。”（驷骏：《“新旧剧哲学大家”汪笑侬的舞台绝响》，《文汇报》2017年2月11日第7版）问学自是如此。
　　我之所以对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感兴趣，说起来，大半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由教育家匡亚明教授主政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计划推出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谓：“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由这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这段文字，时隔几十年，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一位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老人，耄耋之年，仍心心念念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民族自信的确立，是何等难能可贵！这套丛书中的《赵翼评传》，就是由我独立完成的。那时，国内学界大家如冯友兰、任继愈、王朝闻、张岱年、罗竹风、杨向奎、谭其骧、赵朴初、程千帆、刘海粟、苏步青、戴安邦等，均被聘为《丛书》之顾问。具体运作此事者，如茅家琦、吴新雷、蒋广学等先生，亦为学界名流。即使应约之作者，也多是不同领域中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当时年纪尚轻的我承担如此重任，学识与阅历皆远远不够，压力可想而知。所以，不能不在文献资料的蒐寻上狠下气力。当时，古籍的复印很难，且价格昂贵，手上也没有什么经费，有时只能采取“笨办法”，一页一页抄资料。几年下来，抄写、搜寻、访求的资料竟重达数十斤，且从中发现了不少与戏曲相关的史料。那时，我一方面忙于《评传》的撰写，一方面又不忍心点滴戏曲史料的泯没，致有沧海遗珠之遗憾，直恨分身乏术，时而有“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宋·陆游《梅花绝句》）之叹慨。直至该书出版，《赵翼年谱长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赵翼研究资料汇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重加修改、完善的另一版《赵翼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推出，才腾出手来系统梳理清代散见戏曲史料，并就梳理所得，分别写下数万言的该文献价值研判文字。本拟日后结集出版，恰逢江先生殷殷相约，深情厚谊，不容辜负，遂决定提前推出。
　　我虽年已至此，但仍将读书、问学作为生活之常态。一天不读书，生活就寡淡许多，索然无味。古人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所言甚是。我每日除了读书、思考，就是写作，哪怕是散步之时，也往往是心旌摇摇，难以自已；睡梦之中，有时也与手头所研讨之问题纠缠不休。
　　此外，我还时不时出外访书，并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去年七月间，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达半月之久。八月末赴南京，出席由东南大学主办的“读图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创新论坛”。九月中旬在西安，出席由陕西省散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张养浩康海王九思散曲作品研讨会暨第三届当代散曲创作学术论坛”，并赴武功等地作文化考察。十月末赴台湾嘉义，出席由嘉义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小说与戏曲学术研讨会”。十一月初赴温州，出席由温州大学主办的“第七届国际南戏学术研讨会”。十一月中旬赴大理，出席由云南民族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第十三届（大理）《金瓶梅》国际学术会议暨明清小说叙事书写的形态与流变高端论坛”。即使在外出的飞机、火车上，也常常是以校对书稿来填补旅途之余暇。哪怕生病住院期间，亦不例外。查房的护士还以为我是个老干部在发挥余热批阅文件呢！同时，我还担负着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以及古代文学、戏剧与影视学两个硕士点的研究生教学任务。
　　我的生活节奏，有条不紊而近乎刻板。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洗漱过后即出门，跑一二里路，去菜市场买菜，顺便购回早点。餐后，即步入书房工作，中间很少休息。以最近之事为例，与儿子合作完成了《元曲三百首》的译注与评析、明末清初言情小说《定情人》的校注，又校订了《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方志卷·二编）》并完成该书“前言”的撰写，修改、完善了《两汉伎艺传承史论》，中间还去云龙书院作了场“‘情’与‘理’：明清言情小说的文化解读”的学术报告，生活不可谓不充实。每日晚间，则必定散步以作紧张生活之调剂。若有熟悉的客人来拜访，就叫上他陪我一起走走。每天步行万步左右，天天如此。这就是我的生活，也是我所需要的生活。人们每每称我“退而不休”，倒是实情。
　　在我想来，像我们这代人，经历了许多孤灯寒窗，风风雨雨，对生活有了更深层的体察与感悟，更懂得珍惜人生、珍惜当下。国家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创造出许多优越条件，学术研究也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自觉担当起文化传承的重任，不断学习，博采众长，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可能的条件下，为当代文化建设尽一份力量。叶嘉莹曾这样说道：“读书人没有扛枪打仗的本事，但有学习、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不管我们身处哪个领域，都不能忘了《诗经》《楚辞》、李杜诗中所凝聚的文化精神。”（杜羽：《刘跃进：今天为何还要读经典》，《光明日报》2018年1月13日·第4版）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