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许多时候是在时间的指针上绕行，也许是因为对某些事物或情感难以割舍。于我而言，对电波有一些别样的情愫，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伟大成果。
　　70年代末，农村广播是每家每户都拥有的电器设备。一根底线插入墙根地里，朝播暮歇，一天三场，收听率最高的是天气预报。音响效果差了，“滋滋啦啦”作响，浇点水，即刻好了，妇孺皆知。年幼无知，以讹传讹，不知从哪儿听说：“对着广播吼，播音员可以听到。”每当村干部张老四播通知，赶忙搬凳子立在上面，仰起头，等通知快结束时，大声吼：“张老四！再讲一遍！”张老四果然又讲了一遍。我洋洋自得，乐此不疲。现代通讯工具互动性强，正是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交流欲望。
　　小学时，中午吃饭时间特别长，摇着饭碗上文明家，听《小喇叭》，特别亲切、对胃口。偶尔故事无趣，会怀疑自己尚未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欣赏水平。假期经常上姑妈家玩。有个帅气、腼腆的小伙子，负责村里广播的，对我表姐有意思，却束手无策，就拼命讨好我，陪我玩乐，带我去广播站。对着眼前这铮亮、蜂窝状气孔的话筒，心想：只要打开，我所讲的每一句话全村人都可以听见。不禁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神圣、紧张。对小伙子如此高大上的职业立马肃然起敬。当然，他终没有得逞。舍本逐末、舍近求远，敢于对全村广播，却不敢对喜爱的人独自表白，勇气欠佳。
　　刘兰芳开讲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老少皆宜，每天吃过晚饭就上邻居家追剧———邻居家有台木箱状的大收音机。对忠良英雄的崇拜、奸臣昏君的愤恨，形成了我最初的人生观。不久爷爷家也有了台盒子状的收音机。夏天，门口谷场晒稻子，蝉鸣日烈，坐在林荫处，听着《杨家将》，赶走偶尔来偷食的鸡鸭。这是我最乐意的农活———轻松惬意。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职业理想是当个门卫，衣着干净、听着收音机，悠然自在、开门关门、万事大吉。
　　1990冬，在徐舍中学奋力攻读备战高考，教室外寒风凛冽，教室内热火朝天，海湾战争蓄势待发。宿舍里不知谁带来了个袖珍收音机，每天晚上熄灯后屏气凝神听着各路记者报道和专家点评。有室友断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不久将在中东点燃”。投笔从戎、挽救天下苍生之心未必有，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之意弥漫在沉寂的黑夜中。似乎只有此时，高考方是件遥远或不存在的事情。
　　1993年，复旦大学的蒋昌建、姜丰们舌战狮城，躺在苏铁师2号楼的520，老朱的收录机是宿舍的中心。听着他们慷慨激昂、口吐莲花，感受着他们咄咄逼人、见缝插针，敬佩过瘾的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愚钝：思维和听力不在同一频率，明显跟不上节奏。不久，校园内刮起一阵辩论风。当初的最佳辩手，如今是《最强大脑》的主持人，岁月没饶过当初那个清新凌厉的翩翩美少年，当然，作为他当年的粉丝，我也没饶过岁月。岁月是贼，你到底偷走了人世间多少东西？嗯，耳边似乎又响起：“对方辩手请不要偷换概念”。
　　大学期间曾向电台投过两次稿，有幸都播出了。一次是苏州台播出的《白鹿原》中田小娥的人物评论，另一次是东方台播出的1994年第十五届世界杯前的一则足球评论。东方台中午播出的体育栏目在校内听众甚多，着实小得意了一番。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电台大有风生水起东山再起之势。听电台似乎成了开车的必选动作。因为工作的关系，地方频道有几个主持人比较熟悉，也是微信圈好友，听着他们或严肃或调侃或犀利的主持风格和话语，都倍感自豪和亲切。当然，也享受在双休日做饭时，用智能手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冠红人馆》，尤其是《乔布斯传》、《职场穿越红楼》。
　　近年来养成了一个羞于提及的习惯：经常伴随着电波沉睡。据说，这是年老的征兆。时光荏苒，岁月悠悠，电波越来越清晰、丰富、多彩，用此装点即将到来的平淡老年生活，似乎同样能开出青春、绚丽、自然的花朵。
　　苔米花开，未必学牡丹。人生除了鸿鹄志，也当有燕雀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