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论述过 “文学即人学”的命题，我作为一个医学生总觉得不解气，要说到“人学”，当仁不让者为医，那从地面摞到天花板的医学教科书，不就是为了探索人体的万千奥秘吗？但仔细想想也是服气的，文学写的是众生相，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那所谓的“整体现实”到头来还是作用于“人”这个基本单位上，更不用说鲁迅、李敖一派杂文家用如椽大笔狠狠地披露人性。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人们往往将其笔锋比作手术刀，划开血淋淋的现实，说到这里，医学和文学的关系似乎渐渐明朗起来了。
当代作家中很少有正正经经中文系科班毕业的，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岗位，医生乃是占比较重的。我们先不谈大名鼎鼎弃医从文的周树人，且看郭开贞、余华、冯唐，再到外国的契科夫、济慈、柯南道尔、渡边淳一。医生的视角为他们提供了绝妙的制高点，丰富的医学知识使得他们能够分析人物动作表情背后隐藏的心理或生理状态，以医者的悲悯之心俯瞰众生。医院是一方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在死神面前有善良也有冷漠，有悲悯也有背叛，那么高浓度的情感、矛盾，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倾泻于笔尖。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所有物体都在运动，至于它如何运动，取决于参考系。医学就是文学的一种参考系，而且是最能领略文学全景者。首先因为医生与文学有个观照的距离。医生掌握着一门专业技能，无论执政者是谁，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医生永远有存在的价值。这就决定了他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到“以我手写我口”，其物质基础经已由“医术”来保障，即便他的作品不被认可接受，也可全身而退，凭一把柳叶刀行走江湖。而那些体制的学究，倘若生不逢时，话语不受批评家青睐，思想不与时代同步，便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昧着良心地写，要么霜风凄惨地活。当多数人选择了前者时，文学成了媚俗，成了权力胯下的一声呻吟。
“距离”带来的是“格局”，免去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烦恼。我们常常称一位优秀的作家是“时代的守望者”，因为他与时代保持距离，所以他才能形成广阔的大局观。医生于文学就应当是这样一个守望的态度，无影灯下的人性可能是太阳下的吸血鬼，也可能是圣光下的雅典娜。
《梅山先生墓志铭》中说：“医者不自医”。文学是反过来，渡己不渡人。医学是一刀一刀地救出别人，文学是一笔一笔地救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