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耀华书记因为是老乡，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有过一些近距离接触。后来，大概是1995年后，他离开淮安，我只是开会路过扬州时去看望他，但无论是见面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我一直敬佩他,他是我心中的好干部、好师长的形象，我们之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我对他的敬佩主要有两条：一是敬佩他坚持党性原则；二是敬佩他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

书记办公室也是晚上睡觉的地方

1983年，刘耀华从扬州师院化学系党总支书记兼院工会主席的任上调到淮阴任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当时扬州条件比淮阴好，而且大儿子刘扬山、二儿子刘维山都在扬州工作，还有女儿刘小红和小儿子刘江山正在上学。他如来淮阴工作，所有事情只能靠妻子陈玉梅一人撑着。这还不算，他还有气管炎和哮喘病，名符其实的带病提拔。他的这个病还让他着实受了一次惊吓，不过有惊无险而已。此前，他的病从扬州到上海，医生的诊断均为肺癌，后来还是日本医生排除肺癌，才避免一次误诊的。这有他的诗为证：

在上海胸腔医院幸遇日本气管镜专家

扬至沪宁一路错，结核岂是恶癌瘤？

医技日本人赞许，上海专家都喊牛。

但他并没有因家庭和自己的身体的拖累向组织讲条件，义无反顾地带着铺盖行李到淮阴履新。对此，他感慨万千，诗以明智：

病后奉命到淮阴工作

人生半百难成事，穷苦至今没怨气。

文革过失方否定，获得解放心如意。

才思伸展病魔到，进退败成要舍弃。

何念扬州难离别，听令北去能宏志。

1983年的淮阴师专教职工住房条件很差。全校共有三幢教职工宿舍楼，即东三楼、西三楼和老二楼，及一排两层连体小楼和几排平房。不少老教师，一家四五口人，也就住在五十几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按说困难归困难，总归学校的一把手来了要有个地方住啊！令刘耀华书记没想到的是，到了淮阴，学校总务处愣是没有腾出一间房来安置他这位新来的书记。这也不能太怨后勤人，当时的房子太少了。这样，他白天在办公室办公，晚上就把铺盖放在桌上当床睡觉。当时我是师专中文科二年级学生，因为是老乡，我就去看他，目睹了当年这一境况。他办公室是一座老旧小楼上，被称为机关办公楼，两层、红砖、红瓦，看上去样子不错。第二层的西头的一间，估计十平米左右，反正感觉很小，那正是他几个月中白天办公晚上睡觉的地方。对此，亦有诗为证：

初到淮阴师专住办公室几个月

日里办公夜宿舍，坐作靠椅眠作被。

谁说只有战时苦，建校艰难也有味。

这首诗反映了刘耀华书记是何等的乐观主义精神啊！而他对生活的要求又是何等的将就啊！甚至可以说是拿自己身体来为学校赌明天。我查过他的个人资料，他是1933年出生的，到1983年他就已经是51岁的人了。本来超过50岁的人，就怕冷，加上有气管炎和哮喘病就更怕受凉了。因为，一受凉气管炎和哮喘病就会加重。而他，晚上住在办公室的几个月正是秋冬季节。可见，他是拿自己的身体换学校的美好明天的。

后来，学校将教研楼（原淮阴市教育局的）腾出一间给他做宿舍。又过了几年，他夫人也过来了，又增加一间。再后来搬进了原来学校领导人住过的老房子里，面积大了，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最后，搬到书记院（原来老书记住的地方），直到离开淮阴回扬州。

吃黄馒头，比老革命们在战争时期吃得要好多了

我做学生时候，一开始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都在在西边。在我们一进校不久，八零和八一级的学哥学姐们因伙食不好而闹罢饭。上百学生们聚在一起，手里都拿着个小瓷钵子，用筷子敲得当当响。很快就看到学校后勤领导来了。先是解释，对大家提出的伙食问题表示歉意，表示下面一定要改善伙食。于是，食堂秩序很快恢复了。后来，学校在五幢学生宿舍楼前盖起学生食堂，原来的食堂转而作为会堂使用，不过伙食依然没有大的改观。学生食堂伙食比教工食堂差，故我们常舍近求远到教工食堂吃，因而有机会在食堂碰到刘耀华书记。有一次在教工食堂吃饭，正好与刘耀华书记面对面而坐。那天，我们吃的是米稀饭，干的便是黄馒头。我手里拿黄馒头，我们老家叫小卷子。馒头黄可能是用碱多了的问题。他也与我一样在啃黄馒头。这时我灵机一动，耍一下小聪明，心想趁校领导在此，也沾一下老乡的光，奏食堂领导一本。我说：“刘书记，你看这馒头黄的，怎么吃呀！”他笑笑说：“这比老革命们在战争时期吃得要好多了。”我无言以对，心里还是佩服的。当然，他那么说并不是对伙食不好，他不去管，客观上后来学校是狠抓伙食的。我佩服的是党委书记不开小灶，与教职工同甘共苦。我在1985年后留校工作，在后勤做秘书，还做过伙管会主任，学校非常重视抓学生和教职工的伙食，再也没有出现过学生罢饭的问题。

我们听党中央的

1989年6月，从京城到地方各大中城市的不少高校学生都闹起来了。北京的学生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中央电视台天天报道。地方上大中城市的高校也有很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旗号就是反腐，其局面非常混乱。那时，很多人都很耽心，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也很茫然。其时，我留校在校总务处做秘书，也已在学校安家，故而经常到刘书记家玩。我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是学生游行和罢课的事情。当我问他我们学校对这件事怎么办时，他坚定地说：“小季，我们听党中央的”，只要党中央没有下文让学生游行，我就不给学生上街游行。有一天，我们俩正在他家的小楼上说话，他听到有摔瓶子的声音，他马上说，不好，学生可能要闹事。边说边冲出去，往学生宿舍那边跑。他就是这样，有问题自己冲在前面。然后，他马上调动学校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到学生宿舍处理学生躁动问题。又有一天，学生要出去游行，学校派人劝阻，但眼看局势无法控制，学生快要冲出校门，他赶紧叫校有关领导跟着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打砸抢等严重问题。结果学生从师专校门冲出去向西一路游行到食品学校等高校。路上就是喊喊口号什么的具体喊什么，也不怎么清楚。最终在校领导劝说下都平安回来了。如果不是学校派人跟着，学生游行局面就可能不可控制。1990年，我就离开了师专，调到市纪委工作，但也还听说一些刘耀华坚持党性原则的事。1993年到1994年间，机关风行办实体，一些机关干部下海经商，一些教师也竟相效仿，边教书边经商，全国出现全民皆商的形势。据说当时师专也有教师经商这种情况，一个看一个，不少教师都想一边经商，一边教学。刘耀华坚持不允许教师去边教书边经商，要经商就必须调出学校。这股歪风最终被制止住了。去年我到刘耀华书记家和他谈到这事。他说：“教师去经商赚钱了，哪还有心思教学呢，这不是胡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