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晨，临近清明，佳木斯大学解剖学馆前方的敬捐石前，一束束黄花灿然素雅，整齐排放在刻有17位遗体捐献者名字的碑前，我校纪念遗体捐献者缅怀追思活动在这里举行。遗体捐献者家属及数百名医学师生参加活动并向敬捐石深深地鞠躬，表达为我校医学教育事业特别是医学解剖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遗体器官捐献者的缅怀之情和崇高敬意。
　　逝而不已，生而为人、死亦奉献，是对这些遗体捐献者的最好诠释。生前，他们尽人伦，守忠孝，于家于国无悔付出。逝后，他们不求青山绿水、入土为安，不求完肤后葬、永世祭奠，依旧用自己最后一点热度献给他们曾无比珍爱的前世。
　　在敬捐石下方的石碑前，一个普通的名字赫然其上，排在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前面。他叫刘治种，我校首位遗体捐献的先行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刘治种，原佳木斯医学院教授，1917年5月20日出生，1997年4月2日辞世，今年恰逢是刘治种教授诞辰100周年、遗体捐献20周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曾三立遗嘱请求将遗体捐献给他一生钟爱的医学科学事业。“我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院解剖教研组，我和我家人不仅都会同意，而且不要任何回报。我只有一点希望：凡是在我遗体和脏体上做过实习的学员，将来必须是医德医风良好的医生”“我请求解剖教研组将我的遗体收下，从物质不灭定律来看，我将永远离不开医学院！”这是刘治种生前遗嘱的部分内容，他以超出世俗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奉献到最后的庄严承诺。然而不仅仅是如此，透过这破俗一举，却也是他正义、执着、善良、博学、精湛、奉献的不平凡的人生映现。
　　刘治种，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1917年出生于吉林，曾就读于吉林一工和哈尔滨医科大学，拥有两个本科学历，精通英、日、俄、德四门外语。在任伪满军医期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长春军医大学任教。1958年到佳木斯医学院任教。解放后，多次被错判关押和下放，长达23年，尽管蒙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仍致力于医学事业，在狱中系统自学了中医，怀着一颗仁心在下放地为农民诊病解除病痛。1979年落实政策后，回到佳木斯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开展了电生理研究和骨折挫伤散药物研发等多项开创性工作。1988年离休后，仍义务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
　　为人正直，无欲无求1979年落实政策后，刘治种回到医学院。期间，他带领基础部相关教研室的教师研制中药骨折挫伤散。成功之后，获得国家银牌，挽救了濒临倒闭的佳木斯中药厂，产品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当时完全可以获得金牌，但是要拿金牌就得公开处方，所以放弃了金牌。后来有人劝刘治种说，这项成果是你的专利，你家的后代都应该受惠，应该找中药厂和有关部门理论理论。面对可以带来的巨额利益，刘治种一直不予理会。一次，刘治种和女儿闲聊中说：“其实我把那处方随便作一个小的改动，就可以和原来的骨折挫伤散不同，找一家更大的药厂生产很容易，但是做人是不能那么做的。”
　　勤奋刻苦，博览群书1958年夏，刘治种刚刚获得自由，被由中专升为本科的佳木斯医学院聘请去主持生理教研室工作。上班之前，他回到长春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去各大书店采购了大量的书籍，多是医学书，其中很多外文书籍。刘治种精通英、日、俄语，熟悉德语，用四种语言阅读书籍和文献。当时，刘治种的女儿清楚地记得，父亲是用两个大大的线网兜背回来的。女儿当时很惊诧，那么多、那么重的书，父亲是怎么背回家的？当时刘治种全家住在其爱人单位的家属房，很狭小，一铺炕和几样简单家具几乎占满整个屋子。炕上、桌子上、椅子上都放满了一摞摞的书。这些书后来被刘治种从长春搬到了佳木斯医学院，在从事生理研究方面派上了用场。
　　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治种也总是会创造条件，用各种新思想、新技术充实自己。在解放初被错判的7年囹圄中，刘治种在狱中自学了中医，而且学得功底很深，并且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中独具匠心地融入了西医的理论精髓，用来指导中医的实践，真正做到了中西医的融会贯通。从望闻问切，到辨症施治；从诊脉，到方剂、针灸，无一不精。
　　仁心仁术，人格魅力正是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使刘治种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由于长期被错误关押和下放，刘治种和公检法系统的人几乎打了半生的交道。但凡是经手过刘治种案件的公检法系统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他的好朋友，而且很多和刘治种家成了两三代的世交。这些人把刘治种当作可以信赖、可以托付性命的恩人。他们的后代在人前人后亲切地叫刘治种“我刘大爷”。凭着高招的技术，刘治种救过很多人的命。有的已抬入棺材，有的麻疹后合并肺炎、脑炎，有的断手指再接等等，都被他治愈。很多还健在的人，都能讲出许多关于刘治种人格高尚，医术精湛的故事。
　　在下放农村期间，面对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差的现实。作为赤脚医生，刘治种为那里的乡亲们解除了数不清的病痛，教会了他们很多卫生习惯，并和那里的农民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老一点的农民喊他“老刘大哥”，小辈则开口必尊称“刘大爷”“刘爷爷”。刘治种医术精湛的名声在农村迅速传播，附近各村的乡亲们和县、公社的干部们也都慕名而来。以至于后来，桦南县的领导出面，和省有关部门及佳木斯医学院联系，要求为刘治种平反落实政策。正是他们的努力，1979年，刘治种第一次落实政策回到佳木斯医学院。回来后，那些乡亲们遇有大病仍然找他帮忙，每次，刘治种无一例外地热情接待，并帮助他们去相关科室治疗，使他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把病治好。
　　诲人不倦，开拓前沿刘治种钟爱医学教育事业，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今天也值得借鉴。他的很多学生仍然记得当年他对学生们的教诲。比如，大学基础课老师要做研究，眼睛要盯着学科发展的前沿，要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决不做教书匠；要讲学，对课上交待的问题，讲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发展前景等等。他非常重视医学院校的基础教育，他认为基础学科，主要是生理、病理、药理的老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但是优秀的医生不一定能当得了这些学科的老师。他还常常对他的学生们说：“临床临床，亲“临”病人的“床”边非常重要！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不仅要对当今国际最前沿的理论、方法、设备知晓，甚至要精通，更要在什么条件都没有的艰苦环境下，仅凭一个听诊器、针灸针就能为老百姓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他的这些主张，他自己完全都做到了：他既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又是一位优秀的科研型教授。1948年后，刘治种在长春军医大学搞电生理研究，当时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在那里开现场会。1958年来到佳木斯医学院后，开展电生理研究，还是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全国来佳医学习交流。正是这样的交流，使许多人知道了，祖国版图的东北角，有一个佳木斯医学院。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佳木斯医学院后，主持了“骨折挫伤散”的升级换代项目，从实验设计到动物模型制作、从制剂配置到制剂浓缩，必身体力行，带领课题组成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该药物的研发在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让他的学生们十分受益，一生都在不断努力，做一个像导师刘治种教授一样的医务工作者。(女儿刘晓非提供）（井军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