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我校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一级作家朱晓军与家庭期刊集团副总编辑杨丽萍创作的《快递中国》榜上有名。这是该作品获得北京文学奖后的又一殊荣。朱晓军教授曾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和中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此次在全校开展“理工精神”大讨论过程中，朱晓军教授特撰写此文，讲述他对教学事业的热爱，对理工的情谊。
相 约 星 期 三
—— —我和写作创新班的孩子们
朱晓军（史量才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国家一级作家、教授、编审）
周三同时收到两条短信，一条是院领导发的，让我写篇作文，谈谈“理工精神”，提一下我所获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新作《快递中国》；一条是12级写作创新班学生刘菲发的，问我在不在杭州，有没有空，说“你的12级的孩子想来看您”。
浙江理工大学是我的福地，自2003年被引进后就进入了收获季，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20多项重要奖项，作品被入选《中国文学年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选》和“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和“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快递中国》的影视改编权被一家影视公司以巨资买下，投资1. 5到3亿元拍摄电视连续剧，将于2018年开机……可是，我却不想谈奖，也不想谈自己的创作，这是许多同仁知道的。我想谈谈大家不知道的，谈谈浙江理工大学的写作创新班，谈谈我的100多个“孩子”，谈谈我们的“相约星期三”（仅有周三下全校本科生没课，这些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孩子们才能在一起上写作班的课）。
浙江理工大学的写作创新班创办于2007年，是中国高校第一个本科写作工坊。10年来，我所指导的非虚构创意写作（特稿）班学生已有100多人。我称他们为孩子，也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看着他们心里就暖暖的，觉得自己特别富有，特别幸福。我指导他们采访与写作，教他们做人做事，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人生和未来，如何学会独立思考，如何体察他人，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2009年，第一届写作创新班的学生毕业时，正赶上家庭期刊集团招聘，想进的是中山大学文科硕士。我给总编打电话，请他们给我们这所非重点的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一个笔试机会。经家庭期刊集团高管会议讨论，他们答应了。裘璟和武人斐两个孩子去了，他们不仅闯过笔试，还通过面试。
“朱晓军教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面试时，总编问道。“做人。”学生回答。大学教育应把做人放在首位，总编极为认同。他们为难了，按成绩这两个学生都该录用，又担心失误，最后留下了裘璟。事实证明，我的孩子是优秀的，裘璟进主刊当了编辑，中山大学的硕士当了校对。
做人是写作创新班的必修内容之一，我经常对孩子们说，文学是人学，做人是关键，世上所有的成功都是做人的成功，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做人的失败。
善解人意，会换位思考，理解与尊重他人是写作班孩子应有的素质，这也就决定写作班的课堂与其他课不同。07届，每次上课，我的讲台上都会放瓶农夫山泉，这是顾挺买的。我多次婉拒，他还是照买不误。顾挺没将我视为老师，称我为师父，像徒弟对师傅那样尊重。那一拨孩子很难忘，有吴美萍、马鹿乐，有一学期周三上午3至5节上课。每次下课后，我都请他们去食堂吃饭，边吃边聊，聊写作，聊人生，聊婚姻与爱情。我像一位老父亲，看着他们心里充满着无限的爱。他们让我明白作为老师为学生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少付出一点点都是不该的。
那个班还有一位可爱的孩子，她与众不同，从不循规蹈矩，特立独行，目标明确。我们初次见面是在特稿采访与写作课上，我走进教室，见仅有一位女生，以为走错了教室。她却告诉我没错。
“其他学生呢？”我问。“还没下课。”她说。“你怎么下课了？”“我没选那些课。”她叫胡巧丽，06传播学专业学生。写作班招生时，我没看好她，一是她的特稿采访与写作课成绩不够突出，二是她说话有点儿愣头愣脑，特稿是新闻与文学相融合的文体，采访是必备的基本功，我担心她的性格不适合采访。可是，她是传播学专业第一届学生，报名参加写作班的仅有她一人，我又在传播学系任教，于是作为“特招”把她招了进来。
会给您丢脸。我劝慰他们：“孩子，不论你混得好混得坏都是老师的骄傲。老师清楚你的优秀，即使事业没做起来，你也是成功的，最起码你做人会是成功的，这是你最大的资本。”
有的孩子不想见我，也不想跟我通电话，他们会写信给我。孩子们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每当教学上遇到什么不快，哪个学生让我失望，就找出来读读。这些信给我宽慰和力量。
朱老师：还好不？老师是不是还那么辛劳？自从那晚别过后，便再也没有与您联系，不是学生忘记了，不是的，只是不知该以何种姿态出现在您面前。我只记得，毕业那会，自己走得很狼狈。
这封信，一直拖了3个月，才给您附上。心底总觉得欠老师一句话，现在补上：朱老师，真的很感谢您！感谢您教我写作，教我做人，教我执着，教我坚持，太多，太多……３个月辗转，现在我终于进了台州晚报了，期间使得功夫全都是在写作班练成的。每当别人肯定自己时，我会想起您，想起写作班，这些都是您给与的。我明白，前面的路还好远，可我记得您的话：要踏实。一切只是开始……只是希望老师不要太辛劳，日子过得舒坦！学生一直念着您！
这是06级写作班卢珍珍写的。每读这信，我的眼里都蓄满泪水。珍珍是个子不高、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的女孩。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教他们班写作课，她的一篇习作写得很好，我请在《莫愁》杂志当主编的老友帮忙发表出来。从那之后，珍珍对写作有了信心，大三时进了写作班，两年的时间发了五六篇作品。
顾挺毕业后，留在了杭州，经常来看我，还帮我组装一台电脑。他跳过几次槽后，年薪达到18万，对于毕业仅一两年的本科生来说已很高了。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已辞职回家做电商，卖袜子了。我大吃一惊，“我教你的写作就都废掉了？”
“没废，我网店的方案比他们写的好。”顾挺当电商后很忙，联系少了，逢年过节寄来一大包袜子。他们那个班跟我联系最多的是吴美萍。她毕业后，我通过朋友把她安排在《今日婺城》当记者，表现得特别出色，还获得过新闻奖。她多次约顾挺一起来看我，顾挺答应了，最终却没来了。美萍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还记得有一次杭州下暴雨，美萍专程从金华赶过来看我，走时路上积水很深，许多公交车都停了。美萍坚持要回去，我和夫人把她送上一辆公交车，望着她远去，心被悬了起来，而且越悬越高，直到接到她的电话，说已平安到家才算放下。
这些年，在学校提起我，大家都说又获了什么什么奖，没有人提起过写作创新班和我的那群孩子。其实，这些孩子比我更了不起，在写作班期间，他们已在国内一流期刊发表100多篇作品，创造了本科写作课的奇迹。如今，孩子们都已展露锋芒，胡巧丽在四五年前已成为杂志总编辑；傅炜如和王一然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一个进入央广，一个在香港任教；顾挺的生意越做越大；裘璟回杭州进了咪咕数媒，张超成为策划总监，吴振宇成为《浙江日报》要闻部记者……他们是理工大学的佼佼者，也是理工精神的体现。
不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为我的这些孩子骄傲，我想浙江理工大学也应该为他们骄傲。
第一个学期，她每次发言都引起哄堂大笑，说的完全不靠谱。下课时，我让她送我去坐校车，路上给她开点“小灶”。第二学期开学后，写作班的孩子把假期的习作发到我的邮箱，有一篇写得非常棒，标题叫《渴望行走》。孩子们用的是昵称，不清楚是谁写的。
第一堂课，我把那篇佳作拿出来，让孩子们点评后，问一句：“这是谁写的？”
胡巧丽站了起来，让我惊诧不已，那一刻，我真想拥抱她一下。
“老师为你骄傲！”我激动地说道。巧丽变了，她的发言不再让同学们嘲笑，引来的却是敬佩的目光。她找到第一个特稿线索是宁波海难，船沉后，船老大把落海的船员召集起来，领着他们回家。一位年纪大的船员死了，他们把遗体拴在自己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带回去。我鼓励她去采访，她去了。
第一天，她打来电话，“老师，我见到了被救的船员，他们不肯讲，船老大还拒绝采访，怎么办？”
我告诉她，有两个方案，一是回来，这次采访失败了；二是坚持，而往往胜利就在于坚持之中，另外要注意利用各种关系，比如跟船老大关系密切的人。
巧丽说，老师，我听您的，不回去了。第二天，巧丽又来电话，我把那两个方案又重复一遍。第三天，巧丽来电话，兴奋地说：“老师，我采访到船老大了！”
原来在第三天，巧丽绝望了，准备打道回府，也就放松了下来，在村里随便逛逛，跟村民搭搭话儿。巧丽遇到一位老者，问她来干什么，她说了。老者给她讲了那位船老大的故事。
她问道：“你跟他怎么这么熟悉呢？”老者说：“他是我的徒弟。”“你能让他接受我的采访吗？”巧丽兴奋地说。“没问题。”
老者叫来了船老大。巧丽那篇特稿发表在《家庭》杂志，产生很大反响。一次，一位特稿大咖对我说：“朱老师，我太佩服你的学生了，那个海难我也采访了，没采访到船老大，你的学生却采到了。”
巧丽对特稿写作越来越投入。一天，她对我说，她放弃了几门必修课。
“那你怎么毕业，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怎么行呢？”“我不要了。我老爸说，让我毕业之后，继续跟你学习写作。”
这话既让我感动，又让我焦急，把她领到教务处，把放弃的必修课选上。
巧丽的毕业论文也是我指导的。我把她的论文拿给我的夫人看，她是浙江工商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教授，指导的学生的论文屡获中国编辑学会“未来杯”大奖。她看完后说了一句，这篇论文本科生绝对写不出来，肯定是抄的！我却十分自信地说，绝对是她写的。巧丽的论文获得校级优秀论文。
给每届孩子上的最后一课，我的心情都极为复杂，犹如老父亲望着要远行的孩子，既想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完成了学业感到高兴，同时也为离别而伤感，依依不舍。我要叮嘱他们不论到哪里都要把做人放在首位，要坚持写作，遇到什么困难要跟我联系……这时，孩子们要请我吃饭，我能婉拒的都婉拒，一是孩子们经济没有独立，我跟他们说，作为写作班的学生要体量父亲，要尽量减少父母的负担；二是我敏感而脆弱，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离别。每当孩子们离去，我望着那空荡荡的教室都有一种空巢伤感，所以不愿参加这种毕业餐。
12级的毕业餐，我已婉拒多次，如今孩子们毕业已一年多了，我不能再婉拒了。另外，这一年来，我虽然跟他们有过联系，可是却很想他们，想亲眼看看他们有哪些变化。
有的孩子毕业后跟我保持联系，有的孩子偶尔通一次电话，说等我混出个人样再去看望老师，老师您放心，学生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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