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受到了广泛关注，有关代孕应否合法化的争议也一直都没有停息过。围绕代孕，争论的焦点在于代孕将人权“物化”，用身体作为工具，侵犯了人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尊严。代孕母亲通过出卖身体与器官，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都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生育是否能
被当做一种可以市场化或者外包的一般形式劳动？一次定价为多少价格的代孕行为是否对底层女性造成剥削？在性别、阶级的双重制约下，女性关于生育的个体选择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代孕的伦理道德风险还在于代孕可能违反某些家庭价值、不利于维护代孕子女的利益、不利于保护妇女生育自由和人身自由权等。
目前，世界各国对代孕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国家反对代孕，更禁止商业性代孕。如国际妇产科协会表示，对于代孕的实施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在法国和德国，代孕被视作损害了女性的尊严，遭到完全禁止。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承认代孕行为，但禁止酬金代孕。在美国，仅加州、伊利诺伊州等州代孕合法。但也有允许代孕的，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他们允许商业代孕，并将此视为追求女性独立精神的行为。我国明令禁止代孕，尽管如此，还时有发生代孕母亲的法律案件。
代孕涉及到法律、道德和生命伦理等诸多领域。当然，只有法律的努力并不够，我们仍需要进一步从人性和伦理上进行思考。不可否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那些出于自身的疾病原因而对孩子产生渴求的不孕症患者受益了，但是人们也应该意识到，当医学技术用来实现与健康无直接关系的目标时，医学就沦为个人满足欲望的手段了，这与医学的使命相违，也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医学的自身价值。由此，我们必须坚守人类尊严和道德底线，牢记对抗疾病的医学使命，理清医学边界，不助长人们过度的非医学需要而恣意使用新技术，从而捍卫人的尊严和人的主体性地位。此外，法律、伦理、文化必须与科技同频前进，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代孕这一“世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