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玲，1927 年 9 月出生，1949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作，200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华文学校三大队班长。 离休前曾任南京农业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馆员。

我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祖父周学熙是民国初年北方有名的实业家。 父亲周志俊也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创办了多家纺纱厂和机械厂。 我在天津出生，幼年跟随父母在青岛生活，14 岁来到天津投靠祖父母，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1946 年，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

我的哥哥周榘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我们上海家中的高级洋房，因为很少受到搜查，被哥哥用作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我受到哥哥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向往。

投笔从戎

1949 年，北平解放，并改名北京。 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浩浩荡荡、雄伟壮观的“入城式”，步兵扛着机枪、拉着大炮，骑兵骑着战马，坦克兵驾驶坦克车，一些战士带着缴获的美式装备，精神抖擞地到天安门接受检阅，“入城式”整整持续了一天。 当时我是燕京大学西语系四年级的学生，在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中，我兴奋地站在前门一整天，甚至忘了吃喝。 当时北京人民欢迎解放军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原来我们有些大学生很看不起战士们，认为“解放军都是土包子”，解放军入城后，文工团经常到高校里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大型歌剧，同学们慢慢转变了观念，甚至开始佩服和崇拜战士们。 不少同学都说：“解放军真伟大，能文能武，自己要能当上解放军，该多光荣啊！ ”

1949 年 2 月，第四野战军领导致电党中央，请求批准在平津招收一万名进步知识青年随军南下， 成立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以培训、储备干部，适应接收广大南方新区的工作需要。我校当即有 100 余人报名。

在这个参军南下的热潮中，我经过慎重考虑，也报了名。当时我即将毕业，系里老师、同学对我这个“书呆子”也去当兵，很不理解。我认为自己报名参军，并非出于一时冲动或小资产阶级狂热， 而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在校读书时，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学生运动， 也看过一些同学秘密传给我的革命书籍（书的封面全用小说书封面代替）。暑假回家时，目睹了哥哥参加的一些上海交大地下党的活动， 我看见他们秘密组装电台送往解放区， 把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学生藏在我家小书房里……他们还经常带来一些解放区的好消息。 我对这些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地下共产党员是非常钦佩的。北京解放后，我想能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赶上革命高潮，是很幸运的。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即使在战争中牺牲了，我也无怨无悔！ 下定决心以后，我于 1949 年 3 月12 日到南下工作团一分团报到，正式入伍，成为一名女兵。 先被分配在华文学校一大队，不久，一大队抽调一批骨干加强三大队，我也被抽调到三大队当班长，负责抓学习。

南征锻炼

南下工作团的生活全部是军事化的， 与人民解放军普通新兵一样，早出操、跑步、晚点名、大唱革命歌曲，全天安排政治学习，学习是“抗大式”的，每人提着小马扎到集中地点听大报告。 经过四个多月的南工团政治学习，提高了我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增强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

南工团在生活上实行供给制， 除下发少量生活必需品外，每月只发极少的零用钱。我们必须要过艰苦的“生活关”：睡觉要打地铺，住的是朝西的一间小平房，阴暗潮湿，每人铺一层薄薄的稻草睡在砖地上；吃的是东北高粱米，又糙又硬。我永远不会忘记入伍后吃第一顿饭的情景，哨子一吹，每人用自己的大茶缸去装饭，我才吃了两口就感到非常“烧心”，难以下咽，只好拿回宿舍，用开水泡了以后再慢慢吃。我们还要学会整理内务：被子要折得方方正正，背包要按规定尺寸打成井字形，还要学会捆绑腿，挑血泡……经常进行“行军拉练”“防空演习”等，哨子一吹，就要紧急集合，动作必须十分敏捷，否则就会掉队。 也曾有人出洋相，摸黑穿衣服时，把衣服穿反了，把大家惹得哈哈大笑。

1949 年 7 月底，根据战事发展的需要，领导决定让南工团一部分人首批南下， 我们一分团于 8 月 5 日离开北京。 大暑天气，酷热难当，我们乘坐装货物的闷罐火车， 一路大唱着革命歌曲来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鸡公山。 来到风景秀丽的鸡公山，我们需要的“给养”———粮食、柴草、瓜菜等，必须自己下山去背。男学员每天下山背两次， 女学员每天背一次， 大家都抢着干重活。若逢下雨天，山路泥泞不堪，无法下山，大家就只好吃南瓜稀饭，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饥饿的滋味。

1949 年 9 月初，南工团一分团数千人在鸡公山举行了毕业典礼，并进行分配，同志们各自奔向自己的战场。当时四野部队要开展建立青年团的工作，政治部就派人在南工团挑选了 200 多名党团员，南下汉口，成立了“野政建团工作团”，后改为四野政治部青年部，我被留在领导机关。 在此期间，我多次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但因家庭成分原因没能如愿加入党组织。半年多的“南征”胜利结束后，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和广西剿匪斗争中，许多南工团团员血洒疆场，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垂史册！

如愿入党

南工团锻炼结束后，我们被整建制转入海军。1953年， 我作为部队调干生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其间就地转业，这样我又读了四年大学。 大学期间我成绩优秀，当了四年班长，连续四年都是“三好生”，受到校级表彰。大二时，我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如愿加入组织的怀抱。

1957 年，我被分配到南京农业大学任教，教授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程。结婚生育后，我的身体状况一度变得很差。1958 年两次下乡工作，后因身体原因，1962 年调至学校马列主义资料室工作，直至离职休养。在我心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毕生的追求与梦想。 可是直至离休也未能如愿加入党组织， 成了我的一件人生憾事。

离职休养以后， 我积极参加学校老干部办公室组织的各项活动，也列席过离休直属党支部的一些会议。我找到当时任离休直属党支部书记的离休干部、 南京农业大学原副校长王新群同志，向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加入党组织是我今生的梦想和多年来一直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遗憾。王新群同志非常重视，在对我进行了反复考验和多次谈话后，2003 年， 由王保荣和蒋美伦两位同志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转正宣誓的那一天是 2004 年 7 月1 日， 离休直属党支部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党的生日。那一天，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党组织终于接纳了我，可谓“入党坎坷路，今朝得梦圆。此生无憾事，含笑跟党走。 ”

2021 年，我们将迎来党的百年华诞，我一生追随党组织， 希望党带领全国劳动人民在建设伟大祖国的征程中越来越好， 我相信中国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