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有了“天圆地方”之说。而人立于天地之间，人道的玄机也就隐藏在这方圆之间。方是规矩，是准则，是框架；而圆是通融，是弧线，是润滑。

心有满圆，芥子须弥。满和圆一同组成满圆，浸透着中华先民最朴素的哲学。圆则满，满则圆，取道中庸，便不会失衡焦虑，才能心境澄清乐观向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圆”是其一个最基本的文化标志，做人，要讲究处事的圆滑；做事，要讲究功德圆满。“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着不偏不倚的处事之道。

中国古代文人们接受的是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大多仁人志士内心的渴望，这是一种入世的心态与济世的情怀。但是历史上从来不缺壮志难酬之士，现实之中的诸多磨难使得理想的实现困难重重，孔子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然而这对于以修齐治平为终极追求的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不过是失意之时的感慨。儒家未能很好地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是古代文人“圆”的心态使得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无为”“逍遥”的思想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这就调节了士人身上终极关怀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进则为儒，退则为道。进退圆浑，身心兼顾。

由此，中国古代文学中诞生了一个“圆”的典型形象——渔父。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一是文化意义上最早的渔父形象，《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或是《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这类渔父，是一个超然世外的隐者形象，作者赋予其超脱旷达、渊博睿智的文化内涵，使其定格为隐逸的象征。二是以姜太公为首的“垂钓者”形象。古有两大独钓者，一是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钓的哪里是鱼，他钓的是周文王，是自己大展鸿图的机会。姜太公因渭水垂钓而成就了周文王的八百年天下；二是严子陵，汉光武帝幼时的同窗，私交颇好，然刘秀多次相请，他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所以李白称其“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他钓的是名，千秋万代的高士之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所以这样的“圆”心态使得不少文人将隐居作为求仕的手段，纷纷投身山林，以期获得隐逸美名，待时而动，以退为进。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渔父意象的备受青睐与文人们骨子里的“圆浑”心态密切相关。他们往往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一竿风月，一蓑烟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仕的理想的执着追慕和对道之不行的深切哀恸。

由此观之，“圆”也隐喻了中国文人境遇：一方面是救济天下的英雄错觉，另一方面则是无力作为的卑微困窘。由此，“圆”的心态终究不是苏东坡 “江海寄余生”的闲情逸致，而是“小舟从此逝”的无语落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在儒与道、仕与隐、兼济与独善之间纠缠着。

但这两种心态又是统一的，统一在对自由、恬淡、宁静、完满生命力的追求之中，统一在儒道思想兼济的隐逸者身上，统一在仕隐矛盾最终得以平衡的人生寄托之中。两个“渔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都是士大夫心中向往的境界，象征着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在仕与隐之间矛盾挣扎的心态。二者圆浑发展，互为消长。

方圆有度，物道天承。“圆”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圆”，它早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亘古留存。散乱中自有坚持，看似孤岛，实则海洋。从此，庙堂不高，江湖不远，悠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在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中寻一份玩味人生的意趣，享一场生命的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