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科学家、干部职工、解放军战士，身怀强烈的报国之志、爱国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用智慧、青春和热血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国从此拥有了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核力量。

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前苏联用了4年多，法国用了8年多，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这是一段在任何时候、任何年代，让中国人回忆起来都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记忆。

奇迹的背后凝聚着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他们既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种种难关，又要克服极端困难的经济、物质、科研条件，还要承受远离亲人、隐姓埋名的煎熬。他们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研制原子弹、氢弹，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地镌刻在中国大地上。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砥砺前行。

我校退休教师刘澄凡教授，曾参与“两弹一星”研发工作，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刘澄凡教授，听他讲述这段不为人知的老一辈青科大人躬身国防事业背后的感人故事。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1963年，刘澄凡从四川大学化学专业毕业。毕业分配时，他没有将去保密部门工作列入自己的未来计划，因为事先了解到在保密部门工作自由度不高，限制较多。

但最终，刘澄凡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从事研发工作。“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不管我的志愿是哪里，国家的需要永远是我的第一志愿。”得知消息后，他主动接受了这个选择，迅速奔赴工作岗位，并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的核工业建设贡献出全部的力量。

将近60年过去了，刘澄凡教授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进入研究所后的第一堂课就是保密教育，主要内容是“三不准、一上报”。“三不准”是不该说的不准说，不该问的不准问，不该做的不准做；“一上报”就是个人情况包括后面的成家立业等，要首先报告单位人事处，经审查批准后才能继续。这些规定有些严格，甚至可以说严苛，但刘澄凡毫无怨言，他表示，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已经做好了隐姓埋名，当一名无名英雄的准备。

核武器研制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严酷的纪律维护。生活中、工作中，刘澄凡自觉遵守着这些规定。上至父母、下至妻儿，都不知道他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刘教授回忆，同在北京的母亲忍不住多次询问：“你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只能回答：“科研工作。”妻子和他共同生活多年，不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就这样，刘教授在父母、妻儿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投身祖国的核工业建设，一干就是17年。

“我们从未想过放弃”

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工作后，刘澄凡所在科研小组的任务是从含铀煤中提取铀浓缩物（硫酸油酰胺，黄饼）。

从小型试验、中型试验、工业试验再到工业生产，刘澄凡参与了全部过程。期间，刘澄凡和同事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两次赴新疆某煤矿开展试验。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交通并不发达。从北京到新疆需要7天时间，其中4天4夜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转3天汽车到达伊宁。转汽车期间，他们白天赶路，晚上住在兵团招待所，由于条件恶劣，早晨醒来满身都是湿的，几天下来浑身长满了虱子。

第一次到达新疆时，没有住宿的地方，刘澄凡和同事们住在当地的地窝子里。地窝子空间有限，房间里狭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天晴的时候还好，最怕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倒灌到房间里，雪后需要同事把雪铲开才能打开房间的门。刘澄凡回忆，当时的生活区距离试验厂房有两三公里，有一次遇到暴雪封路，屋外白茫茫一片，完全找不到方向。为了避免掉入大坑，大家手牵着手，互相扶持、共同前进，最终顺利到达试验厂房开展工作。

在新疆的那段时间，他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娱乐。上世纪60年代的科研、经济水平和现在不同，当时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科研成果，大家只能靠自己和团队不断研究、不断突破、不断创新，取得一步步的成果，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新疆建成了全国唯一、世界领先的集发电、供热和生产铀浓缩物的工厂。这项成果也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和1979年国防科委科研四等奖。

直到后来，刘澄凡和同事们才知道，原来大家所从事的从含铀煤中提取铀浓缩物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这项庞大工程的一个环节。这项工作结束之后，他们紧接着投入到另一项任务，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引爆弹需要的原料提取钍浓缩物。

“当时，时间紧、任务重，没办法等到条件准备好了再上马，几乎是土法生产。”刘澄凡回忆说，“因为设备简陋，车间里到处都在跑、冒、漏，四周到处都是放射性粉尘，工作台和地面上都是放射性液体。”

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经过3个月昼夜不停的奋斗，最终，刘澄凡和同事们拿到了合格的钍浓缩物。“能有幸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为祖国的核工业建设尽一份力，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从未想过放弃，也从不后悔。”回忆起那段日子，刘澄凡如是说。

因为长期从事放射性相关的工作，刘澄凡和他的同事或多或少都得过相关疾病，比如：白细胞低、血小板低、肝炎等。当时他所在的五所，患肝炎的同事数量多、病情复杂，在整个通州地区都是出了名的。不少同事长期被病痛折磨、痛苦不堪，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他所在课题组的2位成员因肝硬化、白血病去世。

这种对身体的伤害，刘澄凡也未能幸免。因为工作，他患上了血小板低的毛病，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人常常乏力、没精神，经过几十年的调理，至今依然未能痊愈。

把困难留给自己 把荣誉让给别人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他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起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伟大奋斗中。

1980年，刘澄凡工作调动至我校，虽然不再从事核工业相关的保密工作，但他将这种精神延续到后来的工作中。

在学校，他担任化学系副主任，和时任系主任焦奎合作搞科研。作为学校重点学科带头人，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荣誉留给对方。二人合作默契，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1项成果获化工部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

2005年，刘澄凡教授从青岛科技大学退休后定居北京。退休之后，他仍然时刻关注学校的发展，并祝愿青岛科技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奋斗过的无名英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属于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重温这段辉煌历史，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必将激励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也激励着新时代每一位科大人砥砺奋进，不负韶华，再谱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