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莆田乡下老屋的后院里有一棵芭乐树，记忆中常年郁郁葱葱，主干不甚直立，果实不大但清香可口，那是我曾祖母亲手种下的，听说已经有五十多年了。远处看，这棵树皮皱裂，虬枝盘屈的芭乐树俨然老妪负水，有着苍劲的风骨。每当忆起许多童年往事，总是与之有关。虽然童年时光并不完美，甚至有些不美好，但童年的日子总是挥之不去，因为那是生命中最短暂却永远难回的时光。

1997年的夏天异常炎热，我刚上三年级，语文老师正在课堂上朗读《十里长街送总理》：“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我正在发呆走神，恍惚间好像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和老师说话。一会儿老师向我招招手，轻声说：“阿雄，你妈妈来了，快收拾书包出来。”我正在纳闷怎么回事，不过早点放学自然是一件开心的事。

我一溜烟儿提着书包正在下楼梯，抬头问：“妈妈，今天来得好早！”

“赶紧回家，你太婆快要不行了，要见你最后一面，不知道来得及不。”妈妈急匆匆地说，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水。

在南方方言里，习惯称曾祖母为“太婆”。那年太婆八十八岁，已是米寿之年，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虽然和我隔着两代人，但对我特别亲。自年初意外摔倒之后一直卧床，但精神矍铄，甚至能喊出每个来探望她的人名。一路上，我静静地坐在自行车后面，没有说话，脑子里不时闪现太婆在后院芭乐树下用拐杖勾树枝摘芭乐的场景。她穿着蓝布衣，佝偻着背，一会儿用拐杖勾，一会儿又在地上捡，少倾便装满了一篮子，而我则在旁边吃着芭乐。断断续续的画面不时浮现，心里却空荡荡的。

大约快到老家100米处，仿佛看见人头攒动，早已听见哭声一片。堂屋放着一张竹屏，太婆躺在上面，头和脸已经用棉被盖起来，分明还能看见她银白的头发。前面放着一个火盆烧着纸钱。进门一刻，我知道太婆已经走了。那一刻我呆呆地看着一切，眼圈红了，但我忍住没有哭。

穿过哭泣的人群，我独自走到后院，看见院中的芭乐树在黑暗中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不时飘落许多树叶。一个人静静坐在门槛上，感觉又阴又冷，忽然之间我的眼睛模糊了，童年往事一幕幕重现眼前，此刻我的太婆真的去世了。

虽然太婆不识字，但她很重视读书。“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她认为只有读书，穷人才有出息。她的三个子女都上过学，后来二叔公考上福建师范学院做了中学老师，但正值壮年不幸因病去世，对太婆打击很大，自此之后她吃斋念佛了。

她喜欢看地方戏，而且总是喜欢带着我。有一回看戏时，我带了一本语文书用来垫屁股坐，刚要坐下，她看见一把提溜起衣服，气冲冲骂道：“你干什么呢，你怎么把‘孔先生’拿来坐？”

“什么孔先生，这是我的书，地上太脏了。”我不耐烦地说。

太婆瞪着我说：“怎么这么傻，有字的书不能坐，书是古人用来考取功名的，你一坐，好运都没了。”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她。她顺手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芭乐给我说：“这芭乐是软的，后院摘的，快吃吧！你这么瘦，像个女孩子。”那晚小小的我坐在她的腿上看戏，摇着蒲扇，吃着芭乐，耳边回荡着锣鼓喧天和听不懂的唱词。但芭乐真的好甜，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果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里没有灯，只能点煤油灯照明。夏天为了省油钱，我们总是坐在院子里一起纳凉，讲故事。有一回，她笑着问我：“你长大之后要干什么呀，捣蛋鬼？”

“我要当一个木匠，很厉害的木匠。”我开心地说。

她一下子阴沉着脸说：“没出息，为什么当木匠？”

我怯生生地说：“长大后我要把家里的大门修好，门板下面有一个大洞。每次下雨的时候，雨水都会流进来，你总是在那里，扫得很辛苦！”那一刻太婆沉默了很久，走进屋子，提着煤油灯还拿着一本破旧的书出来，慈祥地说：“你不要当木匠，长大要考大学，要出人头地。这样吧，晚上你来练字，你照着抄写。”那一晚，只记得我写得歪歪扭扭，满满的两页不认识的字，她还夸我写得好。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本残破的族谱，记录着家族历代先贤的姓名和生辰。

长大后，当我读到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的话：“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象笏是古代品位较高的官员朝见君主时所执，用以记录君主旨意或欲上奏的话。这蕴涵着祖母对归有光的勉励和期望。回想童年抄写族谱，多么相似的话语和场景，太婆对我大概也有如此殷切的希望，忽然感到内心的责任和担当，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无法言语。在往后的求学生涯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从未曾放弃，因为我相信太婆在天上看着我。

不知不觉，太婆已经去世23年了。每逢扫墓时，我都会叮嘱母亲祭祀时带几个芭乐，我想这是我和太婆之间的秘密，她知道我来看她了。有一年刮台风，风雨交加，掀翻了老屋的瓦片，也折断了芭乐树的许多枝干，后来老屋又经历了一次翻修，芭乐树被家人砍断，铺上了水泥。从那以后，我再也吃不到老家的芭乐了。

（本文曾荣获2020年第五届《莆田作家》“后海渔村”杯文学奖“优秀奖”）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