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通讯员 吴海波）我是商院财会金融学院投资1544班毕业生，一名退役军人。2020的春天，我在湖北写下了商院人的一线抗疫故事。

我是在大二时选择的应征入伍，当时入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小就有的，可能也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有的军营梦，二是当时喜欢上了打游戏（刀塔2）。刚好赶上学校作征兵宣传，我没有顾得上跟家里人打招呼，直接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我要当兵！”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两年的部队生活，不光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在部队里每天都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现在我已经离开部队两年多了，每天6点半都会自然醒。在部队，穿衣有人检查，仪表有人在检查，每天都有一个外力在监督着你去做改变。部队是要打仗的，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训练，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苦头，咬咬牙挺过去之后再回头看，发现很多东西也不过如此，这样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部队里我养成的对自己益处最大的习惯就是读书。之前在学校的我是属于从来不去图书馆、拿起书就犯困的那种，但是到了部队之后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那就需要找一种活动来打发时间，我选择了连队的图书角。最开始我只是随便找本感兴趣的故事书翻翻，慢慢发现看书不会困了，反而觉得有点意思，开始看的种类也多起来。我发现通过读书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知识，更广阔的世界，慢慢喜欢上了读书，现在每天都会看会儿书。

    我是作为公羊队的一名成员参与对湖北的救援。我所在的公羊队，是公羊会下属的一支专业执行应急救援任务的志愿者队伍。作为国内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救援组织，公羊队是目前唯一经过杭州市体育局、市民政局共同发文批准认可并已纳入杭州市人民政府应急办城市应急救援体系当中的一支专业户外应急救援队伍。公羊队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除保险外的福利，队员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不求回报。这样的精神让我受到了震撼。一年前，我参加了公羊队。

今年1月，湖北突发大面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羊会迅速在全球范围紧急动员加入这场“战疫”行动。2月5日，应湖北省疾控中心的支援请求，公羊队动用直升机，运载由公羊会公益基金会、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会及同舟公益基金会共同出资购买的货值217.5万元的5台病毒核酸检测仪和59000份提取试剂等紧急援助物资，从浙江起飞运往湖北省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黄冈、孝感三市。装载着由“杭州市公羊会公益基金会”和“赠予亚洲基金会”共同出资赞助的总价值近90万元的100台大功率油动喷雾消杀器和30吨无毒医用消杀液的大货车，也同期出发武汉。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消杀工作者，我随队出发了。出发之前，我签下了“不计生死”的《志愿服务声明》。我常年跟随公羊队开展救援，其实也没有多想，做好个人防护，开展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豪言壮语。

在武汉，我和当地“防控指挥部”城管队员以及“武汉新联会”志愿者一起，网格化、小组化开展全域覆盖式疾控消杀工作，也担任技术指导，手把手教他们怎么使用大功率油动喷雾消杀器。

在街头开展工作，看见殡仪馆的车辆进入确诊病人的家中做消杀防疫，我心中也有过复杂的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害怕，也是一种生命无常的惋惜。虽然我也曾经无数次在脑海中幻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样子，但是当我真正走上了抗击疫情的战场，内心却犹如一个新兵蛋子一样紧张，会胡思乱想：要是感染了病毒怎么办，明明是来支援的，如果感染了不就成了添麻烦了么；从家里出来时为了怕妈妈担心只告诉了爸爸，我答应他要好好回去的，如果真的回不去了会不会连妈妈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但当我进入防疫工作，这些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也根本顾不上了。我们每天穿着一次性全罩防护服，当时的医疗物资比较短缺，为了节省防护服，我们出去的八小时左右都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早晨起床后就不敢喝水了，早饭也主要吃一些干的，一直等到晚上回到酒店，才会吃饭休息。一天下来，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是感觉不到饿的，但一结束，饥饿感、疲惫感等就会涌上来，我真是体会到了一线医生的辛苦。

在武汉的十多天里，除了劳累，也有直抵心底的触动。有一天，我们到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家里消杀，老爷爷已经确诊正在医院抢救，老奶奶是疑似留观，在集中隔离点隔离；他们的女儿也在隔离中。打开家门，家里光线十分昏暗，桌子上摆着没有吃完的饭菜，床上堆着凌乱的被褥，在那种氛围里，我一下子脑补了很多画面，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真希望病毒可以放过他们，让他们早点回家。

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三天，所住酒店迎来一批新的医疗队。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但是仔细一看他们的衣服上面写着浙江医疗，一问他们是刚刚从杭州飞到武汉的，当时那个激动啊，就好像看到了亲人，胜过了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同时也感觉战胜疫情的力量更强大，离胜利更进一步了。我激动地和他们合了影，就各自去忙了。由于工作时间的不同和疫情管控需要，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前两天，一条新闻“哥们儿，我还在牵挂着你们！一则来自援鄂医生的寻人启事”，让我知道了他们在找我们。通过媒体，我们彼此再续了这份特殊的疫情缘分，并约好了等疫情彻底过去，我们要好好聚一聚。

武汉的救援力量充足之后，受公羊会的指派，我来到达了襄阳。2月16日，襄阳市政府宣布开始城区内加强交通管控，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我们携带防疫物资到达后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全面打响了疫情防控战。在10天后，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我们一行人回到了杭州，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生活。

隔离期间，没有了紧张的工作，就又容易胡思乱想，甚至会去回想之前工作的细节，有没有防护没做到位的地方。每天要测量两次体温，每次在温度显示出来之前都会想：可别发烧啊！就是这样，在各种担心和忐忑中，漫长而短暂的14天结束了。我顺利拿到了杭州市的绿码，于是，每天在“请出示健康码”的提示声中，逐渐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